本次“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表示，很多人认为国企截留利润用来给高管和员工发工资，其实企业利润和企业工资是不搭界的，最基本的原理都没有搞明白就在那里嚷嚷，很让人费解。
　　杨委员的这番辩白，道出了国企这两年被公众“误解”的“苦水”，大有“薪酬受伤论”的味道。乍看之下，杨委员的话似乎没错，表面上看，国有企业利润与企业工资不搭界，自然谈不上“截留利润发工资”一说。但细细品味起来，我们不难发现杨委员用的是“工资”这一概念，而非众矢之的的“福利”，更非千夫所指的“高薪”。
　　记得去年10月《人民日报》曾经披露，国有金融机构的一个部门经理，依赖垄断行业的高福利，税后年薪可以达到70万元。其收入构成有两部分：一是工资条上的年薪收入，二是各种名目的福利补贴，此外还有住房和子女就业“两大福利”。《人民日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垄断行业、大型国企以及某些行业部门的福利水平过高，拉大了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为此亟需“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缩小福利差距”。
　　在构建和谐社会如火如荼、调整收入分配即将拉开帷幕的大背景下，杨凯生委员的这番表白，可以视为垄断行业守卫既得利益的一次高规格反弹。无论从身份地位、时机场合、内容指向上看，都显得既不合时宜，又不伦不类。且不谈用“工资表述”替换“福利概念”的手段是多么蹩脚，单就“最基本的原理都没有搞明白”这一项，就需要杨委员自己先搞明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也是国有企业的主人，主人对自己企业的运营状况，是享有充分知情权的。特别是企业利润与福利薪酬的关系，不是要求公众“搞明白”，而是需要杨委员们“讲清楚”。
　　那么，国企的利润究竟去了哪里？亚洲开发银行在去年10月发布的《2010亚洲发展展望更新》中指出，中国国有企业的利润并没有通过再分配回馈给社会。而今年2月的财政部数据则显示，全国国有企业2010年实现利润19870.6亿元，同比增长37.9%，但上缴的“红利”仅5%左右。2007、2008两年，国企红利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的支出只有区区10亿元，相当一部分利润用于“体内循环”。
　　在垄断行业左遮右掩、相关信息云里雾里，导致公众无法享有充分知情权的情况下，老百姓对国企的利润流向、高薪福利，自然有讨论、争议、怀疑乃至质疑的权利。然而，就这么一点点权利，杨凯生委员却将其解读为“嚷嚷”，似乎连公众起码的话语权也不愿给予半点尊重。这折射出的，不仅是公民社会长久以来的责任缺失，更是国企高管实实在在的垄断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