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第三章 美国的花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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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7”大崩溃
素帕猜指的是1996年秋季曼谷发生的一系列事件。20世纪60年代开始于日本后来发展到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和地区的经济奇迹终于在90年代来到泰国。对东南亚来说那段时间可谓是最兴旺发达时期。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成了惟一幸存的经济体系控制着它所审视的一切。在创造财富的竞赛中它完全超过了**。“全球化”——国家经济与公司实体在全球基础上通过贸易与跨国投资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成了新的口号。日本的大前见一等作家写的畅销书在为新的“无国界世界”大唱赞歌。在无国界世界中标在地图上的国境线变得毫无意义，各国政府最大的职能是说服世界上对公司有控制权的人将资金投到他们国家然后便走开别再干预了。关于通向未来之路在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一些知名大学的权威人士中普遍形成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后来被称为“华盛顿一致意见”。汤姆·弗里德曼为之冠之以“金紧身衣”之后这一观点就广泛传播开了。这一方案要求平衡预算降低税收，资本、货物和服务自由流通，实行私有化撤消管制，保护财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政府要小，对利率的限制要放宽。据认为以上措施的实施将会带来繁荣并缩小贫富间的差距，由此带来*化而*化又会带来稳定与和平。弗里德曼进一步解释说，实现所有这些的主要途径是借助“电子群体”，他们是一帮从不公开露面的财宝守护神一般都躲在美国华尔街日本的兜町(证券交易大街)伦敦的商业区及其它一些地方无人出声的高高的巢里，两眼紧盯着电脑屏幕。可只要轻轻一按鼠标就能让数万亿美元很快在全球周游一圈。20世纪90年代电子群发现了东南亚尤其喜欢上了泰国。后来被看作是历史上最大金融泡沫的东西，其时也正在美国积聚力量。低利率和蓬勃发展的经济释放出的潮水般的资金都在寻找高利润。欧洲和日本这些经济增长速度慢的国家的投资者也在寻找更加葱翠的牧场。东南亚因其高增长率高利率和汇率与美元挂钩带来的低风险看上去很像是那种银行家们的天堂。1993至1996年欧洲、日本和美国的银行在这一地区贷出了7000多亿美元。那几年间每年光外国贷给泰国的短期贷款便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10%。外国直接投资也大量涌入，通用、福特、丰田和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全都宣布要在泰国建造新的汽车制造厂。与此同时新的摩天大楼将天空遮得一片昏暗。1994年亚太国家的领导人在印尼召开会议欣然接受了全球化理论宣布设立亚太经济合作论坛并宣布该组织承诺要在2020年以前完全实现自由贸易。在全球知名人士于新加坡、达沃斯和华盛顿举行的会议上博学的教授冷酷的银行家和经验老道的政治领袖们无一不认为东南亚是全球经济最富有活力的部分，在通往理想社会的道路上发挥着带头作用。1996年8月底能注意到曼谷商业银行垮台的人寥寥无几。1997年2月当颂巴颂土地公司拖欠欧洲债券发出了房地产泡沫可能行将破灭的首批信号时有些人竖起了眉毛。当月晚些时候第一金融即泰国最大的一家金融公司突然开始寻求合并伙伴。电子群见状赶紧开始从栅栏里往外大逃窜。外国银行家开始要求还清他们的短期贷款，投机性投资公司估计泰铢与美元的固定汇率难保最终总得贬值干脆把泰铢都卖了。在国外借款甚巨的泰国公司同样害怕出现这种结果也开始将泰铢大量换成美元。在全力以赴支持汇率的过程中泰国中央银行共将260亿美元储备抛进了疯狂抢购的浪潮。1997年7月2凌晨一两点中央银行的官员给财政部长他农·比达亚打电话向他报告了一个严峻的情况：美元储备很快将不复存在。泰国实际上已破产了。离天亮还早官员们就打电话把曼谷的主要银行家叫醒通知他们去参加紧急会议。早晨6点30分他们聚集在一座低矮的楼房里，对面是装饰华丽的班昏邦宫泰国银行所在地。他们被告知政府的储备已告罄再也无法用美元换泰铢将美元的汇率钉死在25泰铢了。政府别无选择只好放弃固定汇率让泰铢自由浮动——或说自由下落。上午9点外汇市场开门营业泰铢立即下降了15%最终泰铢的价值将损失60%。12月初政府已关闭该国58家大银行中的56家，失业率上升到20%，先前的工商业巨头在曼谷街头叫卖三明治的不乏其人。出租车司机在标准的观光路线上添了新招：开车前往曼谷的华尔街夕隆大街，带游客去参观寿终正寝的银行。晚会结束了。不过且慢这只是泰国。我记得曾在一次会议上讲过话，到会的都是美国高级官员和经济学家。他们强调说尽管泰国经济的崩溃对泰国是耻辱和痛苦但我们不应忘记整个泰国经济加起来总共不过1850亿美元比圣地亚哥市的还要少所以显然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事。赞成这种说法的似乎不是别人正是比尔·克林顿总统本人。日本领导的国际社会努力想为泰国搞个一揽子应急计划克林顿婉言拒绝了不让美国参加还声称整个问题不过是在通往全球繁荣的“路上出了几个小故障”。对克林顿来说只是打了个嗝但对泰国人来说可就是胃癌了。泰国人不会忘记1994年墨西哥遇上同样问题时克林顿是如何竭尽全力搞一揽子救援计划的；泰国人同样不会忘记他们在越南是如何帮助美国人也不会忘记是美国人一直压他们转搞自由贸易和开放金融市场。正如素帕猜在上海对我说的那番话所暗示的，泰国人是不会很快忘掉这些“路上的小故障”的也不会忘记美国人对他们的事没做出什么反应。可后来突然间就不只是泰国的问题了。7月泰铢下跌后马来西亚的林吉特和印度尼西亚的卢比很快也开始下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抢先采取行动向菲律宾提供了11亿美元。与此同时韩国汽车集团“现代起亚”公司要求给予应急援助。10月林吉特按1月份的价值已损失25%卢比损失了28%。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突然下令停止发售马来西亚股票强行对本国货币的流进和流出实行有限控制，为的是防止出现泰国那种货币崩溃的局面。为此他遭到几乎整个国际金融界上层人士的严厉指责包括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他们说这种举措会永久而彻底地降低国际投资者对马来西亚经济的信心迫使它走向持续缓慢发展的状态。马哈蒂尔从来都不是个胆怯的人他也对国际投资者进行了抨击骂金融资本家乔治·索洛斯是个笨蛋并尖锐批评了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它们的政策为投机性攻击大开了方便之门损害了发展中国家赶上去的能力。马哈蒂尔后来对我说他的内阁官员和顾问们都想让他闭嘴，因为他每次一开口林吉特就跌得更厉害，但他说“但我必须讲实话”。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9月份于香港举行的年会上他对世界上的高级银行家们说，货币交易是不道德的应当禁止。一直紧随在林吉特后面的印尼货币，在他这番评论后应声而跌同时失业率不可阻挡地升了上去。尽管东南亚一片混乱，在香港开会的金融界领袖们却似乎与克林顿一个腔调。电子群都开始向山上进发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人还要求更改该组织的宪章以便对发展中国家施加更大压力让这些国家解除对自己金融市场的控制向全球所有玩家开放金融市场。他们确实为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凑集了一些救援资金，不过当然一点也没给不听话的马来西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度报告对韩国的经济状况口气乐观没有明确表示出多大担忧。按该组织报告撰稿人的说法韩国的经济处于能多好就有多好的状态显然是操作近乎完美的一例。这场金融风暴的总爆发是在这些世界之主们从香港返回家中正解行李之时。汇率与美元紧紧挂钩的港币成了历史上最肆无忌惮的投机性攻击目标。庞大的全球性投机集团演绎了自己版本的《龙与地下城》。他们一边将香港恒生股票指数卖跌一边抛售港币。他们估计港币的抛出会迫使港府提高利率维持对美元的挂钩汇率，但不断上升的利率会逼得股票价格下降，这样抛售股票者就可获利。实际上他们确实获利极为丰厚。当时香港被打击得摇摇欲坠，印尼被迫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财政援助计划而该计划要求严格节制国内消费，这样一来失业率肯定要冲破最高峰。日本当时本想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主要从日本的巨额储备中拿出资金用以稳住该地区混乱的经济状况。日本人曾对人解释过这个想法我便是其中之一。但当我向华盛顿相应的官员汇报时得到的回答却是绝对不行。因为缺氧，这个想法只好悄无声息地胎死腹中了。这个想法断气之后运行良好的典范——韩国的经济也开始厄运难逃。整个10月韩国圆一直在下跌。11月韩国几家大公司被迫宣布推迟或停止在国内外投资。1996年在美国支持下韩国成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个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新成员。这个组织也因此而有了第二个亚洲成员国(继日本之后)，否则它就成了纯西方国家联谊会了。不过这样做也方便了美国的谈判者压韩国开放它的金融市场。加入伊始随着131亿美元新增的外国银行贷款进入该国，大量外币涌了进来。如今这些外国银行包括几家大的美国机构感到害怕了开始朝门口溜。事情发生的时机再糟糕不过。当时正值韩国总统选举期间没人顾得上照管国家事务。由于急于保住自己货币的价值韩国重蹈了泰国的覆辙。直到1997年12月底官员们才告诉总统储备已所剩无几。这时华盛顿突然涌起一股新思绪。韩国毕竟不是路上的小故障，它是世界上第11大经济强国美国的主要战略盟友。决不能让这样一个国家玩完。1997年11月香港干脆让它的金融管理局买下了恒生指数在外股票的大部分由此止住了投机性攻击。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战略但实际上和马哈蒂尔对流入流出马来西亚的货币控制手法大同小异。由于香港是怀着歉意采取这一行动的没有像马哈蒂尔那样公然挑战，美国及国际官员们虽难咽这口气但还是吞了下去。美国驻韩国汉城的大使馆和华盛顿的美国财政部赶紧都打电话告诉华尔街，美国银行若不将其货币提出韩国华盛顿将十分感谢。实际上如果能以新债券替换旧债券将不胜感激之至。有些提议是人们无法拒绝的，这一手在此类中算得上玩得很漂亮。当然最后还是要达成马哈蒂尔强行实施的同类资本控制。不过韩国有真正的经济实力而且是真正的盟友。此举果然奏效只是来得不够快。着实让世界信用市场打了个寒战就连美国金融市场都感受到了。世界信用市场实际上已不再借款给巴西和阿根廷这样的国家。有一个集团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这就是长期资本管理集团。这个投机性投资集团的总部设在康涅狄格州的西港是专门为非常富有的阶层而生的组织之一。你至少得存进去1000万美元还得在那放三年它才肯接你的钱。作为回报该集团许诺每年至少可赚15%～20%。它的投资方法复杂得你都不想知道，这倒不是因为这些方法有什么不对头而是你根本弄不明白。如果你想找投机的行家那就非这些人莫属。他们是华尔街一群高级偷儿，中间还搀杂着两位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在复杂的表面之下其中的基本道理其实也很简单。随时间推移类似债券的利率会趋于相近。一般来说难出其右。然而在短期内由于各种外部原因所致利率会各不相同。因此如果你在利率相异时进行投资，赌它随时间的推移必有趋同之时几乎可说是十拿九稳。长期资本管理集团干的就是这种买卖。这当中有两点比较关键。一是杠杆作用：这些债券投资的差额和利润率极小所以要想赚钱就得买得多，能用借的钱买最好。另外一个关键是概率。这就要看数学家的本事了。对于那些差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趋同你得比较明白。如果比你预料的时间长你会很快损失不少钱。长期资本管理集团拥有最棒的数学家和最棒的计算机模型。它尽其所能借了最多的钱然后把它们全押上了。有段时间这个计划运转良好尽在所算之中。三年内长期资本管理集团每年平均为投资者赚34%，同时还在世界上最富裕的人中结下了合作伙伴。1998年春不少投资者都恳求将更多的钱投入该集团。于是这个集团的赌资翻了一番，起杠杆作用的资金总数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不过后来有问题了。这个世界一时没按常理出牌，这样一来电脑模型所依据的推测就全错了。趋同现象在预定的时间里没发生，长期资本管理集团的钱像打开了的消防水龙头似的哗哗地往外流。对长期资本管理集团和它的投资者来说这当然是个坏事，但这种情况也搅得其他一些重要人物跟着操心，其中一个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央银行家(有些人会说他是最重要的人)。作为极端自由意志论小说家艾恩·兰德的信徒及自由市场优越性的主要倡导者，他曾在长篇证词中向美国国会保证没有必要去制约长期资本管理集团这样的投机性投资集团。他们都是专业人士知道自己所冒的风险而且准备接受这些风险。可是如今摆在格林斯潘眼前的风险是全球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长期资本管理集团借了这么多资金下了这么险的赌注，如果它崩溃了很可能要拉着各大银行或许是整个系统一起完蛋。面对这一危险格林斯潘眨了眨眼对长期资本管理集团组织进行了紧急财政援助。实际上他还强行实施了资本控制可能因此而拯救了全球金融系统。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抢救出了华尔街某些大玩家的赃物。在吉隆坡你可以听到马哈蒂尔在放声大笑。这是全球化的一个方面。长期资本管理集团和美国许多官员后来认了错承认政策失当，但美国躲过了大萧条以来全球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基本没伤筋动骨。印尼人马来西亚人泰国人中国的香港人及韩国人身上却依然有创伤的痕迹。对美国及全球化机构的漠不关心反复无常自以为是和愚昧无知他们依然记忆犹新。
2行事依我言，请勿仿我行
2002年8月6乔治·W·布什签署了《扩大贸易谈判权限法案》，该法案旨在增强他的政府谈判国际自由贸易协定的能力。布什说“美国返回促进自由贸易舞台上来了”他还保证要“利用这种新的权力为美国家庭创造更多工作机会和更高生活水平”在对美洲委员会的讲话中他强调指出“开放贸易不只是经济机会也是道义上必须履行的责任”国务卿科林·鲍威尔进一步解释了以上看法。他说“现实情况是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从长远看可增强劳动者的权利和*，有助环境的改善，让所有的人在经济上平等地获取更大的财富”他还说，布什政府决心“利用一切机会奉行自由贸易原则，原因很简单，贸易确实起作用。它给了人们希望，帮助他们养育孩子给他们头上一片屋顶。他们一登上阶梯就再也不回头了”布什和鲍威尔所说的并没什么新意或别出心裁的东西。自富兰克林、罗斯福担任总统以来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一直是所有美国总统的政策和祷文。可你把这番话讲给西非马里国科洛科罗的莫迪·桑加雷试试看。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就在布什的签署仪式马上开始的当口桑加雷把单铧犁套在两头牛身上开始耕他那15英亩棉花地。他得花14天才能犁完，这才是第一天。即便是辛苦干着这艰苦繁重的劳动时他对这样做会给他带来多大好处也不敢存什么奢望。今年给马里棉农开的价比去年的最低记录还低10%，去年在偿付了所有生产成本后桑加雷家还剩下不到2000美元，这笔钱要用来养活24口人。现在价格又降了，进口化肥和杀虫剂的成本又不断上涨，家里可能没办法供有些孩子念书了。《华尔街日报》的同一篇报道还写道，就在桑加雷流着汗犯愁之际在地球另一边密西西比州的甘尼森，肯·胡德踏进他那带空调的拖拉机坐在有气垫的座位上调了调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想查看一下他那1万英亩的大农场上早已破土而出的棉花苗需要喷洒多少化肥。尽管世界棉价在降胡德家还是在买地。胡德是全国棉花委员会主任，他说“我们有很多理由保持乐观”鉴于美国棉农家庭的平均净值为80万美元我们就不难理解胡德为什么有信心。然而重要的是要明白那种信心从何而来，莫迪·桑加雷和肯·胡德之间为什么有那么大差距。既符合逻辑又马上能为人接受的解释是竞争与生产率。在另一篇讲话中布什总统强调说“美国的农场主和牧场主是世界上生产率最高的”这一事实很容易说明胡德先生的繁荣和桑加雷先生的贫穷。1万英亩地和现代化设备与一小块地上的耕牛和单片犁，这两者似乎形不成什么了不起的竞争。也许正如胡德先生所说“非洲的农民就不该种棉花”可密西西比三角洲的棉农并不是低成本的生产者。他们的生产成本在世界上最高，每生产一亩棉花要用600美元。所有的高技术设备都十分昂贵。三角洲的土地要灌溉种子得要价高的，因为经过改良的种子可抗虫害。另外昂贵的肥料与脱叶剂也要花钱。既然这样甘尼森为什么还那么乐观呢？很容易回答：补贴。就在莫迪·桑加雷套上牛肯·胡德爬进拖拉机前几天布什总统另外还签署了一项法律，预定要在去年34亿棉花补贴的基础上再大幅度增加。肯·胡德可望从中得到近100万美元。但胡德先生和美国其余2.5万名棉农的好运不仅是靠美国纳税人的钱换来的，也是靠像马里这种国家的整个经济状况换来的，也许最终是靠美国人的生命和国家安全换来的。美国的生产成本虽然很高但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出口国，在全球各地市场上与马里在竞争。西非作为一个地区是第三大出口商。美国的补贴可保证美国农民
永恒的钢铁
然而布什总统2002年3月对钢铁产品的进口广泛征收应急关税的代价却能立即知晓得一清二楚。30%关税带来的冲击将美国钢铁用户的成本提高了30亿美元，同时使外国钢铁生产商和进口商的利润减少了20%。那时美国正在为发起新一轮贸易自由化谈判做出努力，目的是将业已熄火的全球经济之车重新发动起来。在这个关头采取保护主义行动引来了世界各地一片批评，认为这样做恰恰违背了美国正在为新的贸易自由化谈判极力推行的自由贸易原则而且又一次证明美国无视盟友的请求为一己私利在单方面采取行动。实际上这是总统为正确的原因在做错事。由于不可思议之力的推动某些行业往往附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航空业便是个很好的例证。这个行业很少有赚钱的但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有，不管它在经济上是否有意义。似乎没有航空业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钢铁也是这样。它曾与蒸汽动力和铁路一道被称为工业革命的支柱。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在钢铁生产上雄居世界之首并以它在这种重要商品上的领先地位标志着它的霸主地位。为赶上英国先是德国后是美国对自己的工业采取了保护措施。它们这样做被看作是新兴强国崛起和英国衰落的信号。20世纪初日本加入了这场游戏；二战结束后欧洲煤铁联营对欧洲共同市场的形成以至于最后组建今天的欧盟起到了先导作用。冷战期间苏联尼基塔·赫鲁晓夫宣称**一定会埋葬资本主义，除了其它办法之外就是要在钢铁生产上压倒它。几乎每个发展中国家从韩国和马来西亚到墨西哥和波兰都认为必须将钢铁工业作为工业化战略的一部分。因在过去一百年里世界的钢铁生产能力大大增强了。钢铁厂一旦开工想关掉就很不容易了。钢铁厂需投入非常大的资本才能增加收益，建一个要花10到20亿美元，其固定成本占生产1吨钢总成本的35%～40%。由于固定成本比率高只要收益能覆盖至少一部分固定成本，即使相当亏本地生产和销售钢材也算经济。除此之外钢铁厂要直接雇佣大量人甚至还会比较间接地使那些给钢铁厂供应物品和提供服务的行业也雇佣大量的人。人们常说到“钢城”之类的话是因为钢铁厂常常是整个城市或地区的命脉。另外作为一种源自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阶级战争的老牌工业，钢铁业在各地的工会组织都很健全政治影响力也很强。因此在过去这些年里各地的新厂在增加老厂也没关闭相反一直在艰难地维持着尽管常常亏本的销售。在美国以外的世界许多地方都是一边成立卡特尔以支撑钢的价格一边拿政府的大量补贴。其结果是生产能力的增加大大超过实际需求。有些分析家估计世界上大约10亿吨的钢铁生产能力的近1/3是多余的。过去二十年间过剩的产品大都流入美国市场导致数十家美国钢铁公司破了产，1800万吨生产能力流失，美国钢铁企业的劳动力从1982年的45.9万人缩减到了今天的13.9万人。这些令人痛苦的统计数字主要是由三项原因所致：美国市场相对开放，美国政府对钢铁业的援助相对缺乏，以及美国养老金和**制度的特殊性。美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虽招来了不少批评但美国事实上还是进口市场中的首选。个中原因在于即便它采取了异乎寻常的行动但跟其它任何一个大的市场比起来还是容易进得多。从贸易统计数字上看这点非常突出。美国市场的进口量大约为24.1%而欧盟市场的却只有19.3%日本市场的更不足以为道为10%。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原因是欧洲、日本和其它国家都受制于相互默契的商业约定，这些约定的目的在于控制进口，具体操作则通过行业协会和相互关联的公司构成的集团进行。另外一个因素是政府以投入公有资本、吸收债务、或是准备关键性基础结构的方式向不少非美国钢铁业提供了大量援助。最后一个因素是养老金和**的“遗赠成本”。即便得不到外国竞争对手获得的那种保护和公共补助，美国许多钢铁生产商还是大幅度削减了成本增强了生产力以便在美国市场的消费者面前保持成本竞争力。(美国每个工时的产量从1980年的70.5吨增加到2000年的142.9吨，德国的同比是67与127.9，日本的是63.2与134.1)然而尽管他们缩小了规模削减了人手，背负的养老金和**开支数额却越来越高，这样就有可能使他们失去竞争力。在大多数钢铁生产国**和养老金都是由社会出。在美国这些当然是由雇主出。在钢铁业这是公司与钢铁工人联合会谈判合同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按协议退休者和下岗工人连带他们的家属只要活着就继续享受与通货膨胀指数挂钩的养老金和**费。往往是在政府的重大压力下达成的这些协议和遗赠成本意味着一个13.9万人的工业得支付两三倍于它那么大工业的养老金和**费。这些费用不仅本身是沉重的负担而且还会对该工业采取更加富有竞争力的举措形成掣肘。从全球看趋势是朝着合并与建立规模宏大的生产设施发展。但由于哪家公司都负担不起它所并购公司的遗赠成本，这种趋势在美国尚不大普遍。因此虽然美国钢铁公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的合并在经济上很有意义，但只要有遗赠成本问题存在合并就不会发生。在解决钢铁业调整问题的过程中美国政府久已可以像其它国家政府一样把遗赠成本先承担下来或对那些美国贸易法认为对美国工业造成重大损失的进口货物征收应急关税。根据法律要获准征收这种关税美国工业必须提交复苏计划。然而这种计划历史上通常都实现不了，关税的征收只能暂时缓解低价竞争。若是提高汽车和机床公司这类用户的成本，这些行业也会因此而失去竞争力。另外这样做还会对出口经济造成损害对国内工业提高效率则于事无补。显而易见在2002年3月那个时候比较可取的办法应当是美国政府承担部分遗赠成本使该工业更具竞争力。有一次我见到位居美国几大钢铁公司之列的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得知钢铁业其实也愿意走这条路，这样就可采取合并及其它措施将钢铁业提高到世界级水平了。欧盟贸易委员会专员帕斯卡尔·拉米及各类日本官员也曾对我说过，欧洲和日本都不会反对美国实行这样的政策。布什政府决定弃而采取征收反倾销税的办法一是出于政治上想迎合钢铁工会的愿望，因为后者喜欢那种选择；二是出于想避开任何含有工业政策意味的东西这种市场基要主义经济观。对这个行业的问题作出反应当然没错，但反应的方式却在国外引起巨大的负面反应损害了美国的信誉。正值它自己要求进行新的贸易自由化谈判之际美国却简单行事，将其成本转嫁到其它出口国头上。以这种方式对政治问题做出反应，直接违背了它自己提出的自由贸易原则。
3奇迹之源
全球化其实还有一面，这一面我是通过切身经历体会到的。首次接触是1958年，我乘船从纽约去阿姆斯特丹到欧洲去当交换留学生。航程共十天船费大约相当今天坐七、八小时飞机的钱。如今我还记得看到阿姆斯特丹的街道和运河周围每个可想到的地方都停满自行车时那种诧异的感觉。那时我才16岁，几个月前刚得到自己的第一部汽车。可这里连老奶奶都在骑自行车。我在阿姆斯特丹登上开往瑞士巴塞尔的火车。作为一个铁路人的孙子我很高兴地发现它在由蒸汽机车拉着跑，我在家还从没见过这东西。在我要住的阿尔卑斯山脚下那个瑞士小村庄里我逐渐习惯了正冲澡时热水突然没了还学会了每天去食品杂货店买东西。由于冰箱太小盛的东西不够吃一天以上。那时的欧洲说它穷，穷得和发展中国家不一样；说它富，富得和美国也不一样。1964年我到日本去读研究生，时间差不多是诺曼·麦克雷在《经济学家周刊》上首次宣布日本“奇迹”的时候。可在我看来它根本不像什么奇迹。那里的交通工具主要也是自行车不是汽车。我和妻子租了一套日本朋友所谓的“豪华”公寓房间，里面没热水没浴缸没煤气灶，取暖用煤油炉。夜里我们睡在铺在地板上的床垫上，洗澡得去公共浴室，煮女儿的尿布用一只类似本生灯的火炉，出门戴薄纱口罩以防吸进东京的有害空气。我们从没看见过富士山直到坐着汽车专门去观光才看见它真面目。我们的日本朋友一周工作六天从不休假，居住状况类似美国人说的野营。但日本也不是很穷可它远不如欧洲富更别说美国了。两年后我回到荷兰在美国驻鹿特丹领事馆当副领事。八年的岁月带来了惊人的变化。自行车摩托车和汽车来了火车全换成了内燃机车和电气机车。随着北欧天然气田的开发这个迅速发展的行业正在往住房里安装中央供暖系统。那种古怪的小食品杂货店也正让位于超级市场。不久我明白富起来的主要因素。总领事告诉我，我的主要任务是促使美国在荷兰投资和荷兰向美国出口同时要跟踪鹿特丹港口的情况。当时还不叫全球化。法国作家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在他写的一本畅销书里称为“美国的挑战”。不管怎么叫法投资资本流入欧洲后工厂建起来了可吞进原材料吐出预定运往巨大美国市场的成品，鹿特丹也随之变成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国际贸易和投资正使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真正富起来——以美国人那种方式。1972年我住到比利时布鲁塞尔担任斯科特纸业公司欧洲销售部经理。在我绞尽脑汁为斯科特公司在欧洲各个不同国家的业务制订统一销售规划时逐渐对利用全球资本主义的力量创出欧洲全新经济力量的欧洲领导人产生了极大的同情和钦佩。1976年我被再度派往日本。这次到了后我发现麦克雷关于奇迹的那番话最终还是对的。交通变化令人难以置信；由于人们都在家自己安装大浴盆，公共浴室正迅速消亡；一周工作时间降到五天半；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虽说过日本造不出任何美国人会买的东西，但日本与美国的贸易盈余照样很大而且还有上涨趋势。我有位朋友在美国驻东京使馆工作。他夸耀说他在敦促日本向美国市场出口方面比我敦促荷兰出口搞得好。我成为里根政府贸易谈判代表时与日本的贸易赤字已升至158亿美元，美国年度贸易赤字总数为270亿美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许多分析家说这么大的赤字是无法支撑的。商业部长马尔科姆·鲍德里奇交代我说，我的任务就是要减少这一赤字。1986年我们与日本的赤字已达550亿，年度总赤字攀升到1500亿。我失败了，这点十分清楚。于是我离开政府打算写本关于贸易谈判的书碰碰运气，根本没料到美国的贸易赤字(严格说是往来账户赤字)到2002年底年会达到将近5000亿。这一数字在好几个方面均意义重大。首要是它体现了美国是如何通过全球化使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富起来的。这一结果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二战后美国决心避免再犯一战刚结束时的错误采取了当今可能会称为“建国”的政策路线。“马歇尔计划”提供了相当于现在900多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帮助欧洲重建，为帮助日本重新站起来而周密制订了“道奇计划”。以美元为柱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创建，目的是为稳定国际金融市场，世界银行的建立则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最基本的基金。美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这两个机构的最大捐助者。最为重要的或许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使美国及主要盟国削减了关税，真正在全球的基础上实现了自由贸易。从1947年日内瓦回合的贸易谈判开始到1994年结束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为止，美国在50年间连续不断地领导着工业化国家将关税和正式贸易壁垒减少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在此期间自由贸易大部分已达到互惠程度至少在发达国家是如此。但在开始阶段美国大幅度削减了自己的关税而没要求它的欧洲和日本贸易伙伴相应这样做。美国还使美元的价值保持了25年不变，这点非常重要。而其贸易伙伴的迅速复兴和发展则大大降低了美国巨大的生产能力在战后刚开始阶段的领先地位。最后一点，政府一直敦促美国企业界在国外投资，搞技术许可，增加进口量以助发展。摩托罗拉公司前董事长罗伯特·高尔文即说起过，艾森豪威尔总统1957年曾敦促他增加从日本的进口以帮助日本增强经济能力巩固与美国的联盟。最早登上出口明星宝座的是欧洲。1958年大众公司著名的“甲克虫”车令人难以置信地获得了美国汽车市场5%的占有率，而人们一看到带变速器和细轮胎的自行车就说是“英国自行车”。在高尔文这类人物的帮助下日本迅速赶了上来。它具体采取了一种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战略。1964年我到东京时日本的公司早已在美国民用电子市场上占有巨大份额正迅速走向统治地位。日本汽车是后来才进来的，但从日本进口的纺织、钢铁和零部件却大有取代美国工厂之势从而引起贸易纠纷。余下的事便人人皆知了。日本在好几个关键性工业领域和技术方面赶上并超过了美国，目前享有的人均收入按汇率有时还大于美国的人均收入。韩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很快学会了仿效日本，后来还另创新招——获取外国投资者的青睐，吸引美国及其它国家的公司利用低成本的优势到其境内办厂。不久人们就纷纷开始议论亚洲的“小虎”和“小龙”了。最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使墨西哥在进口方面增加了137%成了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居加拿大之后)和美国投资的主要目标。纵览世界经济在过去50年里更加自由的贸易已成了一个主要发展因素，出口和进口增长了一百倍还多，全球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幅为4%。此外中国和印度上升到新兴工业化经济行列之中使得世界贫困水平有了大的突破。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有数百万人的收入超过了每天2美元这一极度贫困线。美国在这中间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主要作用，这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请看：美国用它的巨额贸易赤字分别吸纳了亚洲25%拉美60%的出口，全球在发展中国家的工厂总投资的35%均直接或间接与美国有关。全球化对非美国人有好处吗？无庸置疑。它是为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球福利而构建的吗？下面让我们来看看。
4可是沙箱归美国所有
当今全球经济体系的基础还是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游览胜地打下的。在那里同盟国就二战一结束即须就位的金融结构中的主要方面达成一致意见，目的是为避免重演“损人利己”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和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悲剧引起大萧条时期那种经济灾难致使法西斯主义东山再起。在布雷顿森林美国和英国便认定要想以坦率和相互一致的方式对特定的困难做出反应就必须依赖普遍为人所遵守的原则。新体系的仲裁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在这建立的，为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提供资金的多国机构——世界银行也是在这创建的。在这两个机构中美国都坚持并被认可享有决定性裁决权。关于新的国际支付体系的性质会上展开了大辩论。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应当建立一种以黄金为后盾的新国际货币称为“班戈”。凯恩斯的理由是这样，一种货币将会使本体系内所有成员处于同等地位，目的是保持该体系平衡运行。这样如果某国出现贸易赤字它就会被迫在国内采取紧缩措施使自己能通过出口走出困境而不是简单地将货币贬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通过过渡性贷款换取紧缩计划的方式为这种调整提供便利。他另外还建议贸易有盈余的国家要采取能刺激经济的政策并对出口征收临时关税。资本在国家之间的流通要严格调控。这样国家的利率政策才能有效地调节国内经济。最后美国坚决主张用美元而不用班戈作为国际货币。美元可按固定利率自由兑换成黄金，其它各种货币要按固定汇率与美元挂钩。货币汇率只能经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商一致后才能更动，说穿了就是必须与美国协商一致。资本控制(可限制国际银行业务机会)最后也写进了协议，但对有贸易盈余国家征收临时关税这点被放弃了。积累赤字的国家自会去调整因为它们需要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临时性贷款来弥补赤字——或说当时看来似乎会这样。新体系的运行情况完全出乎所料。1947年到1961年间关税降低73%后国际贸易量猛增。欧洲和日本复兴的速度快得恍如奇迹。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欧洲和日本经济使其货物在如今相对开放的美国市场上愈来愈有竞争力，美国战后之初的巨额贸易盈余不可阻挡地渐渐变成赤字。当初美国坚持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为的是可使我们得到可任意用自己货币支付这一有利条件。然而赤字的出现也随之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不向有盈余国家的出口产品征收凯恩斯提出的临时关税就不能压它们提高自己的货币价值或减少出口，它们的钱柜里就会积攒起大堆大堆美元。由于有盈余国家的银行系统里有效地建立起了额外储备，这些美元就可能会加大货币供应量刺激通货膨胀。实际上美国的贸易赤字只要以美元计价就是一个通货膨胀输出问题也是美国逃避应用于该体系其它所有国家的规章制度的一个实例。不过也有一种补救办法。他国接受美元作为国际支付单位的条件一直是美国答应保持美元对黄金的比值并保证可按固定价格将美元兑换成黄金。于是以法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便开始将手中美元兑换成黄金了。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黄金储备一直处于萎缩状态。像其它国家一样按同样的规章制度采取紧缩措施来维护该体系还是废止该体系呢？面对这一痛苦的抉择美国选择了后者，而且还是利用它庞大的势力单方面这样做的。在没增加税收的情况下既要支撑越南战争又要支撑国内的“伟大社会”计划不可避免地使美国经济出现了通货膨胀，国际支付的压力已变得无法承受。1971年3月3尼克松总统干脆暂时取消了美元兑换黄金。这就等于用事实上的标准代替了黄金兑换标准使美元在世界上成了流通券，而美国对它的管理并没对世界上其它国家承担任何义务。其它国家的货币须以美元为标准浮动，它们的经济政策也得按美国变幻无常的经济政策调整。在所有资本控制措施于1974年元旦解除后美国真是可用自己的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了而且不会对它自己带来什么后果或对他国承担什么义务。这是真正的自由。至于世界其它国家，尼克松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对美国人的观点阐述得很准确。他说“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我们目前正在与世界其它国家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如同我们共享繁荣一样。是朋友就该这样。”在打造全球化的框架方面几乎可无限制地印刷世界货币的能力确实给美国带来了巨大优势。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后的挥霍者：我们可不去在意节省不节省可不停地积累贸易赤字，其它国家则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或多或少地使自己的贸易保持平衡，生产多少就只能大体消费多少。美国却不必为了买进而去卖出什么，它只要印钞票就可以了。美元本位对美国公司在海外投资也大为有利，它使得美国可在积累将近6万亿美元往来账户赤字的同时在国外的累积投资20世纪末也达到了约1.1万亿美元。然而美元并不是美国惟一的工具。美国市场的规模，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的普及，美国军事力量的庞大，与美元合力将美国推上了全球化的统治地位。以电影和广播电视业为例。如果你是美国电影制作商或电视公司，你开始面对的是2.8亿潜在的国内观众。相比之下如果你是法国人，面对的大约是6000万观众；如果是德国人则是8000万观众。当然如果你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可指望有十几亿观众，不过这些观众会仅限于国内。可作为一个美国人你也可指望有几十亿观众，因为除了美国观众外全世界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人都是你潜在的市场。美国人比其他任何人制作的电影电视节目和唱片都多，美国的流行文化遍布全球，这点都不足以为奇。其它领域也有类似情况。美国的军事力量意味着美国无疑是世界头号武器供应商但它同时也产生了大量支持美国技术领导地位的资源。例如因特网最初本是阿帕网即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网络。单单是开始于25年前的这个发展项目就意味着当今全球因特网75%的流量要经过美国并且在某个点上要由美国的载体处理。最后美国的军事力量还能通过使美国成为最安全的地方来加强美元的地位。纵令这个世界让美元搞得人晕头转向但它还是要抓住美元不放。因为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你还能把自己的钱放到哪去呢？像我一样的美国谈判人员即是从这一实力地位出发来划定游戏场地界线的。游戏之初美国便为它在政治上处于敏感地位的农业与纺织品市场争得了免受自由贸易规则约束的权利，实际上是将其置于被高度保护的地位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制订后的头20年美国谈判人员想当然地以为美国其它工业在竞争上占优势所以就自由开放了美国市场而没要求贸易伙伴相应地开放。然而当进口在20世纪70年代末急剧猛增时美国的外交家们的态度强硬起来了。在诸如小汽车和彩电业这些领域他们要求日本等国的出口商“自愿”实行克制并强烈暗示在美国建厂是明智之举。这种方式既蛮横又虚伪，等于一边享用着保护主义的禁果一边不断宣扬自由贸易确有好处。我们的贸易伙伴自然感到十分愤慨但他们没多少选择。美国消费者即便受到限制也是城里主要的买家。另外不管怎么说，所有的出口商都需要美国的航母特混舰队在地球上保护他们。美国因进口而失去工作的政治支持者本来在施加压力要求采取保护主义措施，这种骗人的把戏却降低了这些压力。然而美国谈判人员更想采取的方案是极力推进外国市场的开放，制定对富有竞争力(或影响力)的美国工业和公司特别有利的规则。这是一种明智的政策但实行起来却会带来稀奇古怪的结果。由于美国拒绝考虑任何工业政策或经济战略方面的意见并将这一点视为原则问题，所以它的谈判日程大都是凭机会和紧张频繁的公司游说所决定的。因此当司法部长还在控告美国烟草业在吸烟致癌效果方面误导公众时美国烟草工业这个极富竞争力的产业在开放全球市场方面却争得了美国贸易代表的支持。有些评论家简直搞不懂不知道美国为什么想出口癌症。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这方面的整个概念显然是西方式的。世界其它许多地方的看法认为我们只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所以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全凭个人就能发明并拥有某个特定的思想会被看作是自私自利。但这却是美国高技术工业的生命线。美国谈判人员表示应当最优先考虑将有力地保护专利权与版权纳入国际贸易规则中去并且要严格执行。再举个例子。制造飞机或半导体这类战略产品的公司反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将投资要求作为进入其市场的一个条件强加给它们。美国谈判人员成功地消除了把这种要求纳入全球贸易规定的可能。另外一个显示美国外交技巧的实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当时日本银行看上去好像要把国际储备都卷走似的。主持《巴塞尔协定》谈判的美国财政部要求银行在决算表上增加核心资本。这样不仅为美国银行铲平了游戏场地（因为美国银行对资本的要求一般比日本银行高），而且还对大量购买美国财政部的钞票有促进作用，而当时正是美国急需筹措资金填补赤字之时。20世纪80年代有个时期不独是日本的银行连它的电子、汽车、钢铁和机械公司均在主要世界市场上居于领先地位，似乎日本大有可能马上要把这场游戏从美国手中夺走。但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以协议达成的地点纽约广场饭店得名)中美国说服日本重新估定并调升了日元的币值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最终导致日本泡沫在1992年破灭的事件。此事与冷战的结束以及美国股票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的暴涨共同消除了这场游戏到底属于谁的疑虑。与市场资本主义相连的自由*已证明自身是理想的国家模式。由福山提出的这一历史终结论点演化出了一种重要的推论：美国式的市场资本主义会起到榜样的作用，谁忽视它就要自冒风险。在这种模式中公司的首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增加股东收益。管理人员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是通过大量给予优先认股权连在一起的，这样就可把管理人员的工资提高到生产工人的400多倍(1980年为40多倍)，因为人们认为高级经理人员在商界相当于体育界的大牌明星。政府的作用是解除管制搞私有化，然后就走开别再干预。首要的一点是解除束缚的自由市场被看作是最佳资源分配者和发展动力。由于这一模式使生产率增长的幅度估计为33%而且似乎打破了20世纪90年代的商业周期，所以对前文提到过的华盛顿一致意见形成了强有力的支持，后者已上升为发展中国家致富之路方面占统治地位的看法。从这一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应该向自由贸易开放市场，为鼓励资本的自由流通而将金融体系自由化，实行私有化，解除限制，维持高水平的储蓄与投资，为吸引外国投资而保持汇率稳定。当1997年亚洲那种危机兴起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个反应是想将实行紧缩和高利率作为应急贷款的条件以维持货币的价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远没有提供体系的稳定而是成了华盛顿一致意见那种市场基要主义观点的执行者。全球化明显就是美国化，但这有什么不对吗？正如汤姆·弗里德曼1996年所指出的，凡是有麦当劳饭店的两个国家相互从来不会打仗(这话当然再也不能说是对的了)。实为美国化的全球化据说将导致标准不断增高，标准的增高将导致*的产生，而有了*，就会有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5反冲
1999年11月29那周西雅图连连有事发生但和平与稳定不在其内。我站在斯普林街街头冒着呛得人透不过气来的瓦斯在观看反全球化的抗议者砸商店的橱窗和讥讽警察。与此同时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贸易部长则聚集在西雅图会议与贸易中心试图发起新一轮国际贸易会谈。这是新的世界贸易组织的首次重要会议。1994年最后一个回合贸易谈判结束之后世界贸易组织即宣告成立代替了以前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往贸易会谈进行时只有为数不多的痴迷者知道消息。但全球化问题事关重大大约有5万名抗议者涌到这次会议地点来表达他们的忧虑。一群由形形色*的人组成的人群从我面前走过，码头上和附近波音飞机厂来的高大结实的工人们向身穿“拯救乌龟”服的环境主义者呼喊着“卡车司机爱乌龟”。寻找奋斗目标的大学生加入了职业左派的行列在谴责集团剥削，尽管他们脚上穿的耐克鞋暴露出他们与此缺乏关联。然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却与此关联甚深。他们抱怨说全球体系偏向发达国家的利益这是不公平的。一位第三世界的贸易部长辛酸地指出，他和他的许多同僚甚至参加不了大多数谈判会议。会议最后在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问题上失败了，但此前已让世界知晓了通向全球化的道路可能并不平坦。人们广泛认为发达国家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尽管如此最反对它的强烈呼声有些却来自有组织的劳工。工会认为全球化可使资本主义得以规避国家政府多年来为驯服它而建立的规则和制度从而威胁到他们艰苦斗争的结果。从整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可能会从全球化中获益并不等于说这个国家就不存在输家。例如进口到美国的廉价服装可使消费者和整个经济都从中受益但却损害了美国制衣业工人的利益。这些人大都是像玛丽亚·加西亚·孔苏埃洛一样的少数民族妇女。她在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的太阳制衣厂缝制了15年波罗牌牛仔装之后失去了她每小时4.75美元的工作。公司宣布要把不少活都转移到墨西哥去，那里的女裁缝每小时只需付1美元左右。美国消费者虽然可从中受益但美国没有效的办法来补偿像玛丽亚这样失去工作的妇女。她和她的同事们及他们的工会不为全球化而欢呼，这一点都不奇怪。尤其令人气恼的是这些工作往往会交到中国的勤实(音)厂这样的地方去做。在那里总工会发现在给沃尔玛公司生产凯瑟琳·李·吉福德牌手袋的过程中工人若不能按时交活就会受到保安的殴打。因此先进国家的工人要求赔偿全球化带来的损失并要求将基本劳动权利纳入国际贸易协议。同工人一样环境保护主义者在全球化中看到的是环境灾难性地回归到原始资本主义时代。他们担心减少成本这种挡不住的压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迁到环境未受控制的地区去生产。这种担心不是没道理的。我碰到过许多例工厂迁址的情况，迁址决定的做出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了环境管理的性质及实施情况的影响。有些分析家指出中国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是以相当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8%～12%的环境退化为代价换来的。在印尼的热带森林里每年有相当于康涅狄格州那么大一片森林被砍伐以满足日本、中国、美国和欧洲室内地板、家具和办公文具的需要。这种贸易80%是非法的而且会在未来十年内把苏门答腊岛的低地森林连同猩猩和苏门答腊虎一起完全灭绝掉。巴西大片大片的红木林正因同样原因逐渐减少。另外还有乌龟和鱼类。据海洋科学家说由于渔捞过度照样受到补贴，这两种生物早已在世界范围内面临灭顶之灾了。尽管如联合国支持的《全球契约》等志愿性努力在使多国公司支持环境原则方面也曾有过一些进展，但面对老布什总统说的那类说法环境保护主义者还是感到悲观。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地球最高级会议之前这位布什总统说，“美国的生活方式不是供谈判的。”他儿子决定不让美国参加《京都全球气候变暖条约》，原因是“对美国的经济不利”。这更使环境保护主义者感到全球化需要进行大改变。对于职业左派和寻找奋斗目标的大学生来说，既然**和社会主义都丧失了威望，反全球化就是攻击同一个资本主义目标的又一种办法。还有一种因素带有文化的同质化成分，这种同质化可引起怨恨。由于它往往是带着矛盾情绪屈从于诱惑的结果所以更是如此。班邦·拉赫马迪对这一点体会很深。这位麦当劳饭店业主的85家店铺遍布印度尼西亚，“9·
6让全球化切实可行
技术的发展可缩短时间和距离，全球化在此推动下是不可遏止的，这已成为一种现实。不过这话以前早就有人说过。1910年诺尔曼·安吉尔写过一本书名曰《大幻想》。该书宣称战争已成为过去，因为当时的全球经济是那么相互协调。一战结束后世界竟然花了六十多年才重新达到了它1911年所享有的全球化水平。全球化这次若要畅行无阻就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讲意识形态处理好我上面着重提到的抱怨和不协调的做法。单纯号召实行自由贸易和开放是不够的。人们并不是仇恨美国领导的全球化，事实上即便没有数十亿也有数亿人喜欢它。但它要想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广泛而公正地普及开来，同时还要敏锐地看到许多不同社会的社会与政治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