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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们只相信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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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们只相信武力
美国，一个律师最多的国家
美国是个典型的法制国家。律师的数量比其它任何地方都多，每千人中律师比别的国家高好几倍。比如有人曾说过，美国任何一个中型城市拥有律师的数量比整个日本还多，此话一点不假。任何一个从事国际商务的人都知道，在美国签任何一项商业合同要考虑的法律事务都比别处多得多，文件也比其它国家厚出好几倍。只有在美国才会出现多数议员和政府高级官员出身于律师的状况，也只有在美国学习法律才往往会成为通往大公司顶级职位的途径。在外交舞台上美国也总是法治的捍卫者，尤其是总把它作为自由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挂在嘴边四处宣传。（这点我很清楚, 而且自己就经常身体力行）当然，在国际上扩展和保护*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从伍德罗·威尔逊时代起，美国就一直担任牵头发起国际条约谈判的角色。然而2002年4月尼可尔·德勒撰写了一份题为《权治还是法制》的报告，评论了美国对八项主要国际条约的反应。作者指出，美国“通过妥协或行动，以某种严酷的方式破坏了我在本报告中仔细研究的每一个条约”。当然，美国是几千项国际条约的缔约方，要说它从未完整地执行过其中哪怕一个条约当然是不正确的。但近年来美国拒绝或削弱了好几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条约，其中包括禁止使用地雷的条约、禁止小型武器贸易的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反弹道导弹条约、化学战条约、生物战条约、防止核扩散条约、国际刑事法庭条约等。要说明造成美国和世界疏远的主要原因之一有必要审视一下我们为什么反对国际社会限制各种武器以及我们对军事手段的依赖对美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布雷
地雷深埋在地下有时会默默躺上几年，在那里等待着玩耍的孩子，寻找孩子的母亲，踢足球的年轻人或犁耕新田的农民。它等待的总是毫无戒心的人。当这些毫不提防的人恰好走到那时它就没任何先兆地爆炸开来，将受害者的身体炸个粉碎或炸断他们的胳膊大腿。尽管在美国内战期间地雷就研制出来但直到一战末期才大量投入使用。当时坦克刚发明出来，打破了堑壕战长期僵持的局面，地雷则作为对付坦克的手段大出风头。二战中交战双方共布了3亿多颗反坦克地雷。不过在二战初期反坦克地雷就暴露出一个致命弱点：敌人可把它们挖出来重新布设。为弥补这个缺点很快又研制出一种新型地雷——杀伤人员地雷。这种雷往往埋在反坦克地雷周围以防它们被人移动。这种雷中最具威力的当属德国的跳雷，它被触发后可弹到臀部高度然后向周围宽广的空间射出数千块致命的碎钢片以此来杀伤敌军。地雷的作用实在太大很快就不仅用于防御，在进攻中也开始使用。二战后武器技术突飞猛进。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所谓不规则布撒的地雷，这种雷可从飞机上投掷下来，触及地面时自动激活。一队飞机很快可布撒大量的地雷，再不用人费力地一一个地埋设了。不规则布撒的地雷最早由美国在越战期间使用，是隔离敌军部队与其基地联系的武器，也是将敌军赶往不利地形的主要武器。这种地雷还被双方用来毁灭村庄毁坏良田及破坏道路桥梁和水源等。有时地雷还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美军就常发现在撤退时正好穿过自己布设的雷区。据估计美军在战争中近1/3的伤亡是由己方地雷所造成的。随着六七十年代低强度战争的频频爆发，地雷不仅被政府军大量使用也受到了准军事部队、警察和游击队的青睐。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用的是一种经过改进的新型不规则散雷，称为“蝴蝶雷”, 而且投得阿富汗几乎到处都是。尽管二战期间的布雷区常被精确地标出并绘制成图，以使人们能避开并最后将之清除，但散雷的出现及人们对它越来越频繁的滥用使雷区不可能被全部标出并绘制成图。阿富汗就是这种状况最真实的写照。尽管苏联人最终在1989年被穆斯林游击队赶走了但地雷却留了下来。英国前陆军军官绰号 “疯子米奇”的科林·米切尔中校对这一痛苦的现实感受尤深。20世纪80年代他被派往阿富汗帮助阿富汗人恢复农业生产。他发现那里的地雷多如牛毛，不将其清除就不可能像样地进行耕作，由于已有的雷区没有地图也没有标记，扫雷是一项异常危险的任务。不管怎样米切尔没有放弃，他发起了“光荣的信托”行动来执行清除地雷的人道主义任务。阿富汗远不是受地雷困扰的唯一国家。柬埔寨、越南和其它70来个国家，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在战事平息后仍残留着大约1.1亿颗地雷。这些地雷每年杀伤人数大约在2.6万左右。1991年1月保护妇女儿童难民妇女委员会的领导人在泰柬边界的难民营照看了地雷受害者几个月后，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要求禁止使用杀伤地雷。那年夏天美国越南战争老兵基金会在柬埔寨成立了它的第一家康复诊所。9月*观察组织和*医生组织发表了《懦夫的战争：柬埔寨的地雷状况》，也加入了要求禁止使用杀伤地雷的阵营。以上这些及其它一些组织最后于1992年秋汇聚成一股力量，组成了国际禁止地雷运动；代表们挑选了一位意志坚定精力充沛的女性来领导这项事业，她就是美国越南战争老兵基金会的乔迪·威廉姆斯。威廉姆斯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这项史无先例的事业中去，最后将85个以上国家的1300个非政府组织召集到了国际禁止地雷运动的旗下。这一运动非常强调建立尽可能庞大的同盟并很早就经常会见宗教、劳工、商界、科技、军事和政治等方面的领导人。佛蒙特州的*党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是较早转向这项事业的最重要人物之一。他和依利诺伊州的议员莱恩·埃文斯一起提出了将美国杀伤地雷的出口暂停一年的议案，1992年在国会获得通过。后来证明这是一剂强有力的催化剂。世界各地的政治家们从此开始考虑，既然美国能采取这样的行动，这项事业就真有可能取得重要进展。1993年2月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访问柬埔寨期间宣布法国将禁止地雷出口；很快十几个国家纷纷效仿，发表了类似声明。1994年6月瑞典国会要求全面禁止地雷。8月意大利议会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禁止所有地雷的出口。接着压轴戏开场了，在当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开幕会议上，克林顿总统呼吁“最终根除”地雷。紧接着他在1996年5月宣布了一项新政策：到1999年美国将在除朝鲜之外的地方停止使用“迟钝”地雷，在达成国际协议前将无限期地继续使用“灵巧地雷”（根据预先设定的时间自爆的地雷），将努力通过谈判来达成一项禁止杀伤地雷的国际协议。这就为1996年10月召开的引人注目的渥太华会议奠定了基础。加拿大遍邀所有赞成全面禁止地雷的政府共商大计。与会者包括50个国家的政府和24个观察员国家的代表, 另外还有非政府组织团体及联合国代表。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加拿大外长劳埃德·阿克斯沃西宣布, 加拿大政府计划一年后再召集这些国家及其它愿加入的国家在1997年12月签署一项条约，立即全面禁止所有种类的杀伤地雷。与联合国在同一问题上拖沓的会谈相比它成功地提供了另外一种快捷的方式。但正当渥太华进程积聚力量时美国的说法听起来却带上了几分迟疑。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卡尔·F·因德弗斯说“我们不准备明确确定日期但我们打算立即行动起来。如果渥太华进程能在那一时间框架内完成并且能解决我们所关心的事情的话我们将非常支持”这话口气上虽然肯定却有一大堆的“如果”。实际上美国在地雷销毁方面正走在世界的前列，它已销毁了武器库中的300万颗地雷，为世界范围内地雷销毁提供的财政支持也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多。美国还不断延长地雷出口的禁令并在联合国提出要通过一项决议，号召所有国家“积极奉行”禁止地雷的政策。然而随渥太华进程的展开美国官员却开始表示更偏好联合国拖沓的进程了。这是因美国国防部想尽力达成一项能满足其关键性防御需要的条约，因此它要求有三点例外: 须允许在南北朝鲜之间的非军事区使用地雷；须允许美国在复合反坦克系统中继续使用地雷；美国须保留使用“灵巧”地雷的权利。它辩称朝鲜应不受任何条约的束缚，因为它是冷战的最后一个战场，而地雷是3.7万保卫汉城的美军和非军事区另一侧100万北朝鲜军人之间仅有的屏障。无论如何灵巧地雷不会造成什么问题，因为它们到时间就会自爆，所以不该在被禁之列。这一立场使莱希和其他国会领袖及世界上众多媒体一片哗然。大不列颠的戴安娜王妃在去安哥拉期间看望了地雷的受害者，以此含蓄地批评了美国的立场。克林顿8月份相应地改变了方针同意参加将于约两周后在奥斯陆进行的渥太华进程的会谈。这些会谈系为条约的最后制定和12月份在渥太华的签署所做的准备。但尽管美国同意加入渥太华进程仍坚持那三点例外，至少是暂时性的。克林顿收到了一封十位退休四星上将写来的信，称这项条约“存在明显缺陷、没有根据、无法实施且徒劳无益”。这封信进一步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保持原有的立场。经过又一个星期痛苦的思想斗争后克林顿于1997年9月17宣布，如果这项禁止地雷条约不作修改的话美国不会签字。因此当122个国家包括美国所有的亲密盟国于12月初在渥太华签署《禁止地雷条约》时美国只能远远地旁观。克林顿总统说“我们国家的责任与众不同……作为总司令，在派我们的战士去保卫美国人民的自由或其他人的自由时不会不尽一切可能保障他们的安全”但克林顿的讲话并不是最后的裁决。条约签署后不久乔迪·威廉姆斯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克林顿政府后来宣布了其意向，它打算搞些替代性方案,以代替现行体系，到2003年在朝鲜以外的地区停止使用所有的地雷并于2006年签署禁止地雷条约。2001年5月八位退休的美国军方领导人包括几位前驻朝美军司令官和西点军校的前校长给新总统布什写了一封信敦促他签署禁止地雷条约。除其它看法外他们着重强调了两点：地雷在保卫韩国方面远远没起到关键作用反而更容易迟滞和阻碍美军及韩国军队的行动；再说，非军事区的地雷属于韩国政府管辖，因此即便美国签署了此条约也不会受到影响。他们在信中称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杀伤地雷已过时，对美军而言弊大于利。这种观点系因某些人的说法而致, 譬如说，在越战中因地雷而失去了双腿的前陆军上尉埃德·迈尔斯, 他说“这种武器再也没用了，不管过去它的威力有多大”。8月布什总统公布了白宫关于地雷政策的审查文件；几名官员强调, 美国负有特殊的安全责任, 应首先考虑保护自己的部队及盟友（我们所有的盟友均已签署该条约并销毁了他们的地雷）。2002年2月底美国越战老兵基金会刊登了一系列全页广告和电视插播广告，敦促总统在条约上签字。到我写本书时此事仍在研究之中。
军火经济 美国军国主义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经济。美国曾企图把世界主要国家当作自己的准附庸国，也曾企图控制关键的武器和军事技术。1948年美国的国防开支为91亿美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6%，这和占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1945年相比已大幅减少了。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美国军事预算马上翻了一番。冷战期间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7%，这已成为一种经验法则。由于美国经济实力庞大，这笔开支的数目也是惊人的——在整个冷战期间所有军费开支相当于现在的15.8万亿美元。与苏联最终因军费开支过多而导致经济崩溃不同，美国的经济承受得起这个负担。不过美国有时总是担心落伍有时又为可保护美国免受攻击的不可战胜的武器系统而兴奋，而每一次这样的循环都会促成军费开支的增加。美国的第一次恐慌发生在1954年。当时苏联“五一”阅兵画面显示苏联似乎已拥有大批新型轰炸机。这些轰炸机并非源于英国或美国的设计而且可飞至美国本土。事实上后来有情报表明，苏联仅有为数不多的这种飞机，只不过是在“五一”阅兵时让这些飞机不停地做循环飞行，这样就使飞机的数量看上去好像是无穷无尽似的。当时美国国内对“轰炸机差距”的极度担心使美国压力很大，它一定要生产出更多的B-52来“赶上”苏联。直到1956年U-2间谍飞机第一次飞越苏联上空才发现这种差距的优势方其实是美国，其后这种压力才消失。但这一事实并没阻止住总统候选人约翰·F·肯尼迪。在1960年的竞选中他强调要缩小与苏联之间正在危险地加大的“导弹差距”，建立一支难以摧毁的报复性洲际导弹部队，而这项花费高达3000亿美元。肯尼迪当选后却发现实际上美苏在导弹方面根本没差距，可这一事实也未能阻止他拨出几十亿美元的资金来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导弹部队。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的导弹和核弹头军备竞赛很难说到底是美国还是苏联发起的。20世纪70年代随着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各种限制核试验措施的出台形势似乎稳定了一些。但1980年罗纳德·里根的当选又一次使美国开始寻求免受攻击的机会。里根称当时指导美国核威慑战略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方针本身就是疯狂的。自愿接受易受攻击的可能性不是美国人的理念，于是里根提出了耗资500亿美元的战略防御倡议俗称“星球大战”计划，以研发一种能将任何射向美国的导弹在其到达之前击落的武器系统。几乎没有几位科学家认为能造出一个可有效运转的这种武器系统。但此系统的目标是使美国免受攻击，因而无论是怀疑还是高昂的成本都不成为其问题。冷战结束后这个项目的研发放慢了脚步但并没停下来而是演变成现在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正是因为这套系统美国2001年才废止了反弹道导弹条约。正如前文所述这套系统说是用来防范“无赖国家”的导弹袭击的，但看起来却有对付中国之嫌。对其效用人们仍疑虑重重。正如负责采购与技术的前国防部副部长雅克·甘斯勒2002年8月对我所言，这套系统从未按哪怕最简单的操纵指令工作过，而且容易受到诱饵及其它规避措施的影响。当然，如果这套系统真能为美国人口集中的主要城市提供保护使之免遭毁灭打击的话，多花点钱也值得。但当前却有几件事颇具讽刺意味。首先，尽管已研究多年也投入了几十亿美元，但这套计划中的系统对9月11袭击世贸大楼的那种导弹却无能为力。对于便携式“毒刺”导弹这套系统同样束手无策,
而这种导弹曾帮助穆斯林游击队在阿富汗取得胜利，还差点在2002年11月28于内罗毕击落一架以色列客机。据估计世界上约有70万枚这样的导弹，其中许多都是由美国供给那些与恐怖分子有联系的国家或组织的。这才是无赖们使用的武器：便宜，便于携带和隐藏，能够使空中旅行完全停滞。而政府却没作出任何努力来控制或防范此类武器，当然更没堪与“战略防御倡议“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相比的措施了。换个角度看，我们称之为“邪恶轴心”的北朝鲜和伊朗这类国家之所以企图获得核武器和导弹,
可能更多地是为了防范而不是威胁我们。我们**其政权的意图和对拥有压倒性军事力量的重视,明明白白地向许多国家的政府发出了危险信号。我们最近在北朝鲜的所作所为也不可能不为人所知。北朝鲜有几枚核武器和导弹，并以汉城作人质，我们就被迫收回了对它的威胁，但却继续恐吓伊拉克说会随时发动进攻。这里面传递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了，你有核武器美国就会对你比较理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不会改变这种策略，因为其核武器不一定非得对准美国的国土。坚持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及其它系统的行为,反映了美国政治制度中一个令人沮丧的方面。你无法取消哪套武器系统或哪个基地。某个项目一旦启动在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中攀上支持者,
这些人就会将项目资金引向重要的国会选区。军火工业有意广泛分布在全国的各个地方，就是为确保获得尽量多的国会议员的支持，尤其是一些重要委员会主席的支持。比方说，1998年尽管空军说不想要，但众议院议长来自左治亚州的共和党人纽特·金格里奇还是设法追加了25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用以购买飞机，因为飞机是他所在州生产的。各地保持武器系统运转的经济与政治需要导致武器产量剧增，这种剧增反过来又产生了部署和使用这些武器的压力。所以尽管F-15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而且美国拥有一千多架F-15，美国国防企业仍计划用更先进的F-22将其取而代之。这种运作方式的另外一个例子是有人提议部署太空武器,以防美国的空间设备受到攻击,
并可用其击毁他国的卫星和空间设备。美国目前在太空根本没有任何已知的威胁，但将太空军事化的诱惑依然存在,
原因在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对某些人而言这种计划还意味着研究拨款、工作和选票。军火工业还是美国的主要出口业并能提供大量工作机会。商品经济中一条铁的规律是要尽可能扩大生产以减少单位产品的研发成本并逐步收回本金和研发投资。由于美国在全世界军事研发开支方面占到大约70%，所以军火出口成为美国一大产业也就不足为怪了。商业部、国务院和国防部都雇有大批人员在推销武器，或为美国武器向世界各国的出口提供便利。1999年是有数据可查的最近年份，世界军火贸易额经历了从1989年的700亿美元到1994年的400亿美元的大幅衰减后上升到了近520亿美元。其中一半多一点由发达国家购入，余者为发展中国家购入。美国的出口额在世界总销售额中占64%，而且据已经签订的销售协议美国的份额在将来还有可能接近70%。美国武器的主要买家是沙特*、台湾地区、日本、英国、土耳其、以色列、韩国、埃及和希腊。如果你感觉美国有时似乎是给冲突双方都提供武器那你的感觉并没错。问题并不仅仅是武器出口这么简单。美国会借武器协议来巩固与重要国家的关系，规范全球的装备和程序，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外国政府的政策。举个例子，2003年1月波兰宣布，作为加强其武装力量以履行北约新成员责任之计划的一部分，它将从美国购买48架新型F-16战斗机。此举显然对制造F-16的通用动力公司和美国经济有利但也会带来其它几个方面的影响。首先，欧洲飞机制造商因此而失去了一宗生意，其竞争力进一步被削弱,
这样就会增加其成本并使得其他客户更有可能购买F-16。（这与美国压欧洲进行更多的防务改革的作法是背道而驰的）这样做还使波兰空军和美国空军有了共同之处却未必和北约其它武装力量协调一致。由于波兰还需要美国供应它零部件，如果它要用这些飞机做某件违背美国意愿的事，美国官员手中则握有拥有影响其决定的筹码。当然，这才是最主要的问题。那波兰空军到底要这些飞机干什么呢？北约和波兰均没有面临须用F-16对付的严重威胁，有人可能会认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波兰可更好地利用这笔资金。而这正是巴西的看法，巴西的新总统“卢拉”
几乎与波兰同时宣布，他将取消上届政府订购的美国战斗机，因为巴西对这笔钱有更好的用途。此举给一位国家元首贴上了“危险的左派”的标签。波兰也许是一直在期待以后能得到像美国与日本、韩国及其它不少国家签订的那种协议，根据这些协议这些国家可与美国合作生产甚至合作研制武器装备。美国武器系统尤其是飞机的销售,常常是建立在签订这种被称作“补偿”协议的基础之上的。这意味着购买国,
譬如说韩国,
将得到在国内厂家生产部分或整个飞机的许可，而进行生产所必需的技术也将由美国的原生产商传授给韩国。许多国家都以这种方式购买美国的飞机以发展本国原来一穷二白的飞机工业。事实证明日本尤其擅长此道，它一点点增加飞机零部件的生产最终完整地参与了下几代飞机的研发。这种方式其实提高了最终产品的成本，因为和全部在美国制造并将库存产品出口相比，产量要小得多。日本的新式FSX战斗机大约要1.5亿美元一架，而从美国库存中购买的话，同样一架飞机的开销却不到这个价格的一半。抛开直接损失不谈，技术转让不仅会影响美国工业的领导地位而且会使重要武器系统更容易获得，而这样做的名义却是增进美国的安全。我们并不清楚这能否增进美国的安全，但这必然会降低美国经济的生产率。美国把国民生产总值的3%～5%花在国防上，实际上是把那么多钱用在了我们不大可能使用的产品和设施上。因此，首先，假如我们将资金用于能取得收益的方面我们就会得到相应的回报，但我们没有。其次，如果我们只是出口库存产品我们就能得到更多的收益，但由于补偿协议和共同研究项目等，我们损失巨大。最后,
也就是第三点，我们廉价转让的专利技术会被国外对手用来改进多种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最终会与美国的待售品进行商业竞争。我们悲叹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我们承担着特殊的责任和负担，我们还会抱怨我们的盟国舍不得花钱来保持部队相当的战斗力。但事实是我们想要承担这些责任，我们需要这些责任，补偿协议就是有力的证明。官方称我们达成这样的协议是为了保护盟国。但要让盟友接受这些协议还得给他们好处。很明显他们和我们对威胁的看法有所不同。他们在利用我们承担特殊责任的需要，而我们自己却恳求他们让我们承担这些责任。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障碍，它们即便想和我们合作也非常困难。五角大楼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购买商，它的采购量占全球的1/2强。作为武器供应商，不能向五角大楼出售武器就无法保持竞争力，就得不到大批订单及要保持领先优势所必须的巨额研发资金。但拜五角大楼所赐,
外国公司要向它出售武器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军火工业结构需要重新调定的时期之一。冷战结束后武器消耗减少了国防工业也相应地缩小了。国防部长威廉·佩里曾邀请各个国防企业的总裁共进晚餐,
这次晚餐后来被称为“最后的晚餐”。席间佩里建议这些总裁开始考虑合并和抛售问题。这本是该考虑通过国际兼并将国防工业全球化的时机，但却没哪个企业进行兼并，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外国公司的抵制，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因这样可能会削弱美国武器的统治地位,削弱帝国的优势。 教给他们打仗--而不是读书
美国不仅是世界上主要武器出口国而且是最重要的战争教官。譬如说,美洲学校就是1946年在美国控制下的巴拿马运河区成立的，迄今已有来自拉丁美洲各国及美国的六万多名军官、学员和军士从这里毕业。成立这所学校是想达到好几个目的。一个就是要在拉丁美洲和美国的军事人员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据认为，这样不仅可向他们反复灌输美国文官控制军队的概念，而且能在教授他们特种行动和军民协作行动等时训练他们的*和*观念。理论上虽然是这样，而实际上由于拉丁美洲的许多前*者均毕业于这所学校而且他们在*问题上引发了诸多怨言，美洲学校已被称为“*者的学校”。公平地说这所学校也有一些如洪都拉斯的帕斯·加西亚这样的优秀毕业生，在将权力交还人民*管理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随着*者的下台拉丁美洲和南美各国在近十年里也成了*国家。但这些与美洲学校关系甚微。在最近一项更加多元化的项目中也可看到这种矛盾的状况。在后冷战环境下美国军方的部分重要任务是“塑造国际环境”。这意味着大量增加军事交流，包括军事训练、禁毒计划、反恐活动、培训人员和提供武器装备等。这些活动主要是由美国特种部队来实施的，这支部队目前部署在140多个国家，其预算已远远超过30亿美元。1991年的联合交换训练法允许他们在国外和外国部队一起训练，并且在外国部队不能负担自己的开支情况下允许美国特种部队代为支付。这项法律表面上旨在为美国特种部队人员提供关键性的训练,
事实可能确实如此，但它同时已演变成一个范围广泛的项目，实际上美国是在以这个项目的名义训练全世界的部队。国务院驻外机关事务局所属官员才4000名，而参与联合交换训练的人员却超过了此数,
在任何时候均有大约45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全球。看看这笔账的另一面我们就会更清楚地看到我们是如何相信武器的。1948年即冷战开始的第一年，美国在援助及其它外交和非军事国际项目上的开支总额高达６０亿美元（1948年美元），或说国民生产总值的3%还多，大约与当时美国的军事预算数目相当，或说相当于2002年的1040亿美元。目前美国全部海外非军事开支，包括大使馆的开销、援助、教育和其它所有项目已降至不足170亿美元，或说大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0.17%。而且其中近40亿美元大都是通过对外军事资助项目进行的军事援助，目的是提供一项资助计划,
使外国政府能购买美国的军事装备。所以实际上仅有大约130亿美元或说0.13%的国民生产总值被用于通常意义上的援助，其中约30亿美元给了以色列，埃及也得到了20亿美元（这仍是1979年埃以和平协议的部分回报），剩下的则分给了其它各个国家。尽管有冷战的结束、和平红利、全球爱滋病的迅速传播和非洲饥荒的蔓延这些因素存在，这些可怜的数字实际上仍低于1990年的水平，如果按国民生产总值百分比计算，美国成了工业化国家中捐赠最少的一个。我们也是国际组织中最不负责任的捐助者。譬如说，到2001年12月31我们在缴纳了以前欠下的一些会费后仍欠联合国近9亿美元。我们的盟国已听厌了我们总是谈论特殊负担，难道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然而，即使我们真地决定提供资金恐怕也没几人能把钱送出去，剩下的人中许多甚至都不能和接受者交谈。在过去的十年里国务院大刀阔斧地削减了领事馆和海外办事处的数量。例如，我们在中国的领事馆数量比1939年时还要少。而且根据总会计局的调查，国务院在多个关键岗位上都面临着人员短缺情况，而在位的人又往往不够资格。比如总会计局在调查中发现，在驻外机关事务局派往中国的官员中62%的人不能达到他们的职位所需要的语言流利程度。在派往俄罗斯的官员中这种人占41%。在沙特*，公共外交处的处长根本不会讲*语。为了宣传美国的理念而由艾森豪威尔政府建立的美国信息局于1999年被撤消了。“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