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汪曾祺的《虐猫》，想起小时候做过的一些事，问学生：你们虐待过小动物吗，比如用火烧蚂蚁？
            　　 近来总在想这些事。是想到善良的禀赋应来自幼年的教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１９１８年９月２８日，在夺占马尔宽渡口的激战中，２７岁的英国士兵坦迪在这场战斗中勇敢顽强，他跃出战壕，只身消灭了德军**；冒着敌人的炮火，率先在渡口架设木板，使部队顺利攻入德军阵地。枪声渐稀，坦迪视线中出现了一个瘸着腿的德军伤兵，这名德军伤兵精疲力竭，看到坦迪的枪口正指着他，他表情木然，似乎在等待着坦迪扣动扳机。这个束手待毙的伤兵就是２９岁的德军下士阿道夫·希特勒。但是坦迪放下了枪，他后来说：“我当时的确瞄准了，但我从来不射杀伤兵，我让他走掉了。”战后，坦迪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意大利艺术家福蒂尼诺·马塔尼亚创作了一幅油画，画面的主体是英雄士兵坦迪背着受伤的战友。

            　　
            １９３８年，英国首相张伯伦与希特勒在德国慕尼黑做政治交易，他在希特勒的客厅里看到马塔尼亚当年为坦迪所作画像的复制品。希特勒告诉张伯伦，正是画中的这个英国士兵当年放走了自己，希望首相回国后向这位英国“救命恩人”转达他的感谢。消息传到英国国内，举国哗然，坦迪也没想到自己当年放走的那个伤兵已经成了战争狂人。由于坦迪的“善行”，欧洲陷入一场浩劫，几千万人丧失了生命。１９４０年，当坦迪目睹考文垂被德国空军夷为平地时，他深深地后悔自己放走了恶魔。

            　　
            这则有传奇性的旧闻被多家报纸转载，我从没听说这个故事，弄不清虚实，但是我相信会有坦迪那样的士兵。而且我认为，当年的坦迪没有做错，因为他面对的希特勒是伤兵。

            　　
            放下报纸，又想起英国作家奥威尔的故事。１９３６年，奥威尔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的战斗。有一天，他在前沿阵地用狙击步枪寻找目标，忽然，他发现了对方阵地上有人活动，一个光着脊背的士兵正提着裤子找地方解手，奥威尔只要轻轻一扣扳机，提着裤子的士兵就会稀里糊涂地送命。奥威尔始终没有开枪。后来奥威尔在战争中负了重伤，他在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丝毫也没有后悔。

            　　 这就是真正的战士与纳粹的区别。
            　　 法西斯为什么被善良的人厌恶？当法西斯用刀枪屠戮无辜的手无寸铁的人时，他就显示出了与人的距离。
            　　
            文革结束后，教育界曾经有一种声音，用****去比“文革前十七年”，主张恢复文革前的十七年的教育。这种比法是缺乏理智的——正是“十七年”教育路线的错误，导致文革开始阶段的残酷与疯狂！我回忆自己自幼年受到的教育，被反复灌输的是“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冷酷无情”“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虽然我至今仍然坚持最基本的善恶观，但是回忆少年时代的经历，仍旧不寒而栗，因为我直到从事教育工作以后才真正明白，要一个涉世不深的孩子学会冷酷无情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在他们无法辨别“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时，他们很可能会把任何人都怀疑为恶魔，进而冷酷地剥夺他的自由或生命。

            　　
            如果我们可以向一个伤兵开枪，我们也会毫不怜惜地杀害战俘。必须承认，我们中国也有杀害俘虏的传统。白起坑赵卒四十二万，项羽坑秦卒二十万，都是人类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残暴行为。即使李广那样被司马迁高度评价的名将，也有过坑杀俘虏的经历。宋哲元治陕，为根治匪患，曾一次当众屠杀俘虏３５００人，全用大刀砍头——那样残暴的行径也才过去７０多年。

            　　
            我并不是非暴力主义者，我甚至经常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反对向暴力低头乞求，但是，我不能接受向弱者开枪或是凌辱弱者的行为。文革中，不是常有人被从病房带出接受审查继而带着一身伤痕莫名其妙地死去的吗？不也有老人和妇女倒在皮鞭和棍棒下吗？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也以打人取乐，这是什么样的教育种下的仇恨？应当告诉中国的下一代，我们曾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活过。

            　　
            中国历史，特别是封建**史，写满了暴力与血腥，如果能引导青少年在认识中国文化光辉灿烂的同时，也让他们通过理性的反思与批判，正确认识中国历史中反人性的丑恶残暴的一面，这样，有利于传承中国优良文化，更有利于让青少年认识到人的尊严，从而培养人的现代意识。

            　　 人，不能和野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