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键是一个古人。吃斋、念佛、写诗，画水墨。我们见面时，他穿着布衫、布鞋，走路生风，像刚从一幅宋代古画里出来。

　　杨键和母亲住在马鞍山郊区一栋老式的职工宿舍楼里。他在院子里自搭的两间平房，成了他的画室。墨迹斑斑的书案上，摊着他正临摹的字帖，是康有为的魏碑行楷。另一幅打开的画册，是清代画家王原祁的《麓台雪景》。墙上挂着一幅溥仪出狱时的照片，正好与视线平行。杨键觉得它有一种象征意味。按他的说法，那个拼命燃烧的20世纪，见证了太多损毁，而其中最令他痛心的，是中国文人侍奉了几千年的中国精神的消失。

　　“文武之道就是虚实之道，现在的武是科技，文在哪里呢？”杨键问，“中国从前有着严密的文化体系，文明才得以安然延续，妖魔鬼怪所以才不能现身，现在这一体系被破坏了，各种妖魔鬼怪也就乘虚而入。”

　　杨键怀念童年时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怀念那时的山野空气。“山上什么都有，各种各样的中草药，比如黄精、玉竹，这是两味补药。”他还怀念小时候的松针。捡拾松针和枯枝煮饭，味道带着自然的清香，当年从桃冲铁矿搬家到钢城马鞍山，他和两个哥哥装了半卡车松针运来。

　　如今，乡土中国正在逐渐消失。千篇一律的城镇化运动，让美丽的农田不见了，杨键过去常常散步的小河边，都建起了工厂和新房。家门外变成了嘈杂的市集，施工的噪音像流水一样弥漫进杨键的书房，而墙上挂的是一张古琴，书架上是老子和虚云法师的画像。

　　因为这种反差，杨键开始沉浸在想象中的山水世界里。每晚侍奉完母亲，他会饮一点酒，然后回到画室里作画。他喜欢宋元山水，也喜欢八大山人、渐江、戴本孝。2013年9月底10月初，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了杨键水墨画个展。展出的上百张山水画，大致分为“荒寒”和“苦山水”两个系列，继承了晚明山水的苦涩感，也有所不同。

　　“晚明以后虽然是异族统治，文化却依然是汉文化，而现在却是工农兵式的审美，”杨键说，“所以八大的树还有几片叶子，我的却连一片叶子也没有了，连山也只剩下恍兮惚兮的影子。”

　　寄情山水，为心灵安家，本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可在杨键看来，20世纪的现代化运动和工农兵审美，既取消了山水，也取消了神明，而这两点正是危机所在。“中国古人跋山涉水，费尽千辛万苦只为了寻找心灵，而20世纪的中国人不敢有心灵，不敢承认有心灵，不相信有心灵。”

　　哭庙

　　杨键生于1967年，那时“虚”的部分在中国已经土崩瓦解。大饥荒时，杨键的父亲离开与芜湖隔江相望的农业大县无为，先到繁昌荻港，后到马钢下属桃冲铁矿上班，母亲在矿区蔬菜队工作。50年代末，因为食不果腹和不得转正，大部分当年一起进厂的老家人又回到乡下。杨键父亲是咬牙坚持不走的七八个人中的一个。到了1961年，他回乡探望，发觉当年一起跟他进厂，后来又回到乡下的三十几个人，几乎全部饿死。

　　杨键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三兄弟全都写诗、画画。1992年，二哥的意外去世让杨键皈依了佛教。他回忆说：“我二哥的死使我完全背转身来了，不再跟这个现实发生关系，从此好像处在了一个比较隐逸的状态里面。” 他立誓终生食素，不沾半点荤腥。

　　二哥去世5年后，父亲也走了，这让杨键开始审视父亲的一生以及父亲那代人的一生。

　　“他太实了，他从未虚过。”杨键在新诗集《哭庙》的序文中写道，“他从1958年放下锄头来到城里，那时正是没日没夜的大跃进，他经历过‘文革’，经历过诸多的改革，在经历自己儿子的死亡时他相当顽固，一直到把老命赔上，而那时我正在‘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同他之间就像冰与火一样彼此都难以理解……父亲的这一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至今也没有想清楚。”

　　《哭庙》的写作绵延十多年，以八百多首的篇幅，勾勒着父辈的苦难，20世纪中国的苦难，堪称一部史诗。从当年的《暮晚》、《古桥头》到如今的《哭庙》，杨键的写作越来越朝向底层、受难、悲悯、文明的丧失乃至死亡。他把《哭庙》献给父亲，也献给他心中那个古老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