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电”探踪】

老实干部 · 发表于 2016-7-20 23: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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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以后，因为张国焘坚持南下，反对中央北上，发生了“秘电”事件，直接危害中央的安全。对于这桩历史公案，其实许多史料已有定论，可是随是时代久远，近年来总有人质疑这份“秘电”的真伪。依老实分析，当年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多，用实力震慑中央，向中央要权，这是不争的事实，担任了红军总政委，还要求提拔更多的四方面军将领进入中央，以形成多数。后来中央随一、三军团脱离右路军北上，张又公然另立了党的“中央”，组织了这个“中央”的“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委委员会”，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会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对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实施迫害，杀了马，撤去警卫员，并武力威胁，让朱德等屈从。由于原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和四方面军在一起，并对张有所抵制，朱德劝五军团要团结不要分裂，张才未敢进一步加害朱德、刘伯承。在鄂豫皖，张国焘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用各种手段杀害了许继慎、曾中生等高级将领，只要条件具备，张是敢于对任何人下手的，就连他的老部下许世友后来都说，张主席手很黑。综上所述，有人说张国焘当年于中央不利的“秘电”子虚乌有是不负责任的。综合当年前前后后的各种资料，足以证明如果中央不连夜带7000多人北上，那么当时拥有8万四方面军兵员，并裹胁原一方面军几千人的张国焘，是极有可能对中央领导人下手的。在中央坚持北上，而他决定南下之际，依仗枪多人多，以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形式置中央领导人于死地，取而代之，这完全符合张国焘的手段套路。后来争议所在，当年那封“秘电”原件的遗失也有理由理解，经手的人有限，又作为张国焘分裂红军，危害中央的铁证，在张南下失败被迫北上靠拢中央红军时，怎么可能把这样重要的证据留给中央以清算张的罪行呢？况且1937年3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张国焘的面讲了“密电”事件：电报说“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是十分危险的（当时党内斗争是非常残酷的）。毛泽东讲此事时，张国焘对此并没有辩解。从9月10日以后张国焘率部南下和另立中央等行动看，充分证明张搞分裂的史实。

以上的内容系老实综合掌握的史料后，个人进行的辩证分析，探踪“秘电”，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尘封历史，不要糊涂，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忽悠。
以下是老实搜集到的一些旁证材料，有的材料还是鲜为人知的。（出处均有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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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有关张国焘“密电”一事，因为从没找到这份“密电”的原件而一度使此事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桩悬案。但《军史》第一卷中却十分肯定“密电”的存在，那么你们是凭什么得出这一结论的？在处理类似“悬案”时，你们又如何“调查取证”？
杨贵华：“密电”一事不应当说是悬案，是有根据、早已有结论的“定案”。关于“密电”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一些人对此提出疑义。这份电报确实遗失了，但没找到这份电报，不能就说没有这份电报。
我们在《军史》第一卷中肯定“密电”存在的史实，理由有三：第一，9月8日（“密电”的前一天）张国焘电令詹才芳的电报：“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立即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这封电报也反映出张国焘企图武力加害中央的意图。
第二，毛泽东率右路军第一、第三军于9月10日凌晨秘密先行北上，脱离险境后，发给张、徐、陈电报称：“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这个电令，即指“密电”。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进时，曾有人请示是否派部队拦阻，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无论如何不能打！
第三，1937年3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张国焘的面讲了“密电”事件：电报说“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是十分危险的（当时党内斗争是非常残酷的）。毛泽东讲此事时，张国焘对此并没有辩解。从9月10日以后张国焘率部南下和另立中央等行动看，充分证明张搞分裂的史实。
回顾我们的编写过程，在处理类似一些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时，我们主要坚持了这几条原则：一是以党中央、中央军委作过的决议、决定和评价为准则；二是坚持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直接获取“证据”，比如查找历史事件本身的物证和资料；三是获取“旁证”。即通过查阅与之相关的史料，深入分析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前后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影响，最终得出结论。对一些领导人的回忆，如果查不到权威史料作支撑，没有权威佐证，我们坚持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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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对于获取张国焘密电的经过，曾作过详细的回忆。摘录如下：
大概在1935年9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间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巴西那一带等他。
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毛主席提议上三军团开政治局会议，他们临走的时候，张闻天和秦邦宪找到我，对我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我知道有危险。但是我想，军委直属队还在这里。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我要等直属队走后才能走。我对他们说：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
究竟怎样带直属队走?我一时没有想好。忽然，我想起了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决定利用他要南下的电报做文章。
我先和徐向前讲：“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他说：“好!”得到他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个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以后，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嘛，应该先准备粮食。接着，我就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参加的有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大概七、八个人。我讲了这个事情。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要按规定时间行动。
会后，我回到喇嘛庙。我和徐、陈住在一个屋子里，一个人住一个角落。中间还有一盏马灯，我们是亮着马灯睡觉的。
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睡过了两点就完了。我九点钟上的床，心里老在想着时间，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躺在床上不敢睡着，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就起来了。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
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我一摸身上，**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危险!”我说：“不要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
我回去拿了**，又轻轻推了睡在门口的“死卵”(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①（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1年1月13日，1982年3月12日、4月2日。）
就这样，叶剑英当晚由于情况紧急，来不及通知毕占云、吕继熙、陈茂生等人，一个人离开喇嘛庙，匆匆跨出大门上路。他牵着一匹骡子，来到一个磨房附近，杨尚昆已在那里等他。草原上空乌云密布，地面寒气袭人。两个人一点也不感到冷，既紧张又兴奋，急忙赶路。走出不远，就听到后面传来的马蹄声。他们躲过“追兵”，又走了好一会儿，才赶到军委直属队休息的地方。据胡立教回忆，同志们看到他们来了，高兴地说：“你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风趣地说：“不!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在一个叉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焦急等待他们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脱险后重逢，格外亲切，大家七嘴八舌，说得很热闹。这时，秦邦宪拉了他一把，说，参座，你还不快走!叶剑英立即起身，加快步伐，继续赶路了。夜黑路不熟，叶剑英和杨尚昆，赶上第三军部队，已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正在焦急呢。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会齐了队伍，便朝第一军所在地俄界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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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红四方面军南下到达四川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白莎寨）时，10月5日，张国焘在这里非法作出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公然另立了党的“中央”，组织了这个“中央”的“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委委员会”，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会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1935年12月5日，张国焘竟致电**中央称：
　　（一）此间用中央，**中央，中央政府，中内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的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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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月八日开始，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张国焘电令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詹才芳：“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令处置。”同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张国焘，劝其北上。张国焘回电徐、陈：“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徐向前、陈昌浩接此电后，即报告了中央。中央领导人连夜召集徐向前、陈昌浩到周恩来住处开会。会议一致通过以周恩来、洛甫、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名义给张国焘的电报，再劝其北上。
九月九日，张国焘从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绝不可分开行动。”另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
据叶剑英同志回忆：“九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的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口气很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会儿，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里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给他，没有出娄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一、三军团和毛泽东通报的密电本也被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彭德怀忧心忡忡地说：“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
北进时，林彪摔一军团和四方面军一部为前锋，距离中央队甚远。三军团走在右路军的最后，与中央队很近。当时周恩来、王稼祥因病重，都住在三军团部。出于担心中央的安全，每到宿营地，彭德怀都要去看毛泽东，还秘密安排三军团十一团隐蔽在毛泽东住处不远处，以防万一。
身经百战的彭德怀已经从空气中感觉出事态严重。他觉得张国焘有野心，中央没看出来。林彪已进至俄界地区。身边的兵力只有三军团的几个团，中央领导人又都住在前敌总指挥部，一旦有变，安全没有保证。粗中有细的彭德怀多了个心眼。他当时叫人另编了密码本，派武亭带着指北针沿一军团走过的路径去找林彪、聂荣臻。他刚把密码本送到，事情就发生了。事实证明，彭德怀送密码本给林、聂，将一、三军团联络成一个首尾相应、交替掩护的战斗整体，是事变发生前极为关键的一着棋。林彪、聂荣臻在前方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立即做好了接应中央和三军团的所有准备。
九月八日，毛泽东得知张国焘来电“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后，发现情况严重，通知陈昌浩、徐向前“在周恩来住处开会”，即到三军团开会。毛泽东到陈昌浩住处对陈说：军队要行动，中央是否召开一次会议，作些部署？陈昌浩同意。毛泽东又以病中的周恩来、王稼祥均在三军团为由，约陈昌浩等人到三军团司令部开会。会议开完，毛泽东便留在了三军团。三军团成为非常时期**中央和毛泽东唯一可以依赖的武力。
九月九日，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重申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但一切都难以挽回了，张国焘再次回电拒绝。
**中央决定，与四方面军分离，紧急北上。九月十日凌晨，万籁俱寂，毛泽东等人率三军团、红军大学出发。
日后，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个向北，一个向南，分道扬镳了。
张国焘在南下途中另立中央，自封主席。后来，因张国焘南下计划遭到失败，留在四方面军的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和后来与四方面军会师的二方面军贺龙、萧克、王震等将领的坚决抵制，党中央、毛泽东巧借共产国际名义的斗争策略等因素共同起作用，张国焘不得不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坐爱枫林 · 发表于 2016-7-21 11:14:40

历史就是历史，不是杜撰，也不是臆想，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时间过去80多年，一些史料应该解禁，供后人查阅、学习、研究，从而正本清源，还历史本来面目，抵制谣言和歪曲、杜撰。

黄河岸边 · 发表于 2016-7-22 15:02:32

探秘的目的是什么？正本清源？还是

[军迷生活] 【“秘电”探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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