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之魅力

阵列传感器

佛教之魅力

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固有门类相比，佛教究竟有哪一些特殊魅力吸引了广大中国人呢？

第一，在于对世间人生的集中关注、深入剖析。其他学说也会关注到人生，但往往不集中、不深入，没说几句就“滑牙”了，或转移到别的他们认为更重要的问题上去了。他们始终认为人生问题只有支撑着别的问题才有价值，没有单独研究的意义。例如，儒学就有可能转移到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问题上去了，道教就有可能转移到如何修炼成仙的问题上去了，法家就有可能转移到如何摆弄权谋游戏的问题上去了，诗人文士有可能转移到如何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问题上去了。唯有佛教，绝不转移，永远聚焦于人间的生、老、病、死，探究着摆脱人生苦难的道路。

乍一看，那些被转移了的问题辽阔而宏大，关及王道社稷、铁血征战、家族荣辱、名节气韵，但细细想去，那只是历史的片面、时空的截面、人生的浮面，极有可能酿造他人和自身的痛苦，而且升沉无常，转瞬即逝。佛教看破这一切，因此把这些问题轻轻搁置，让它们慢慢冷却，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与每一个人始终相关的人生和生命的课题上来。正因为如此，即便是一代鸿儒听到经诵梵呗也会陷入沉思，即便是兵卒纤夫听到晨钟暮鼓也会怦然心动，即便是皇族贵胄遇到古寺名刹也会焚香敬礼。佛教触及了他们的共同难题，而且是他们谁也没有真正解决的共同难题。

第二，在于立论的痛快和透彻。人生和生命课题如此之大，如果泛泛谈去不知要缠绕多少思辨弯路，陷入多少话语泥淖。而佛教则干净利落，如水银泻地，爽然决然，没有丝毫混浊。一上来便断言，人生就是苦。产生苦的原因，就是贪欲。产生贪欲的原因，就是无明无知。要灭除苦，就应该觉悟：万物并无实体，因缘聚散而已，一切都在变化，生死因果相续，连“我”也是一种幻觉，因此不可在虚妄中执著。由此确立“无我”、“无常”的观念，抱持“慈、悲、喜、舍”之心，就能引领众生一起摆脱轮回，进入无限，达到涅盘。这种痛快感所散发出来的吸引力当然是巨大的。恰似在嗡嗡喤喤的高谈阔论中，突然出现一个圣洁的智者，三言两语了断一切，又仁慈宽厚地一笑，太迷人了。

其实，当初释迦牟尼在世时一路启示弟子的时候，也是这么简洁、浅显、直击众生体验的，否则不可能到处涌现那么多信徒；倒是后来的佛教学者们出于崇敬和钻研，一步步越弄越深奥。佛教到了中国，虽然也曾和魏晋玄学相伴一阵，但很快发现中国民众大多数是不习惯抽象思维而更信赖直觉的，这正好契合原始佛教的精神，因此有一大批杰出的佛教思想家开始恢复以往的简明和透彻，甚至还有新的发展。例如，禅宗认为众生皆有佛性，一悟即至佛地；净土宗认为人们通过念佛就能够达到极乐世界；天台宗认为人们通过观想就能够“一念三千”，认识空、假、中三谛；华严宗认为世上无尽事物都圆通无碍，这些主张，都用清晰的思路勘破人世万象，一听之下如神泉涤尘、天风驱雾。即使是不赞成这些结论的人，也不能不叫一声：不亦快哉！

第三，在于切实的参与规则。 一听就明白，我是在说戒律。佛教戒律不少，有的还很严格，照理会阻吓人们参与，但事实恰恰相反，戒律增加了佛教的吸引力。理由之一，戒律让人觉得佛教可信。这就像我们要去看一座庭院，光听描述总无法确信，直到真的看到一层层围墙、一道道篱笆、一重重栏杆。围墙、篱笆、栏杆就是戒律，看似障碍却是庭院存在的可靠证明。理由之二，戒律让人觉得佛教可行。这就像我们要去爬山，处处是路又处处无路，忽然见到一道石径，阶多势陡，极难攀登，却以一级一级的具体程序告示着通向山顶的切实可能。

相比之下，中华传统文化大多处于一种“写意状态”：有主张，少边界；有感召，少筛选；有劝导，少禁忌；有观念，少方法；有目标，少路阶。这种状态，看似方便进入，却让人觉得不踏实，容易退身几步，敬而远之。

最典型的例子，是儒家所追求的“君子”这个概念。追求了两千多年，但是，到底什么叫君子？怎么才算不是？区分君子和非君子的标准何在？一个普通人要通过什么样的训练程序才能成为君子？却谁也说不清楚，或者越说越不清楚。因此，君子成了一种没有边界和底线的存在，一团飘浮的云气，一种空泛的企盼。长此以往，儒学就失去了一种参与凭据。历来参与儒学的人看似很多，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即便是投身科举考试的大量考生，也只是按照着官员的模式而不是君子的模式在塑形。

佛教的戒律步步艰难却步步明确，初一看与佛学的最高境界未必对应，但只要行动在前，也就可以让修习者慢慢收拾心情，由受戒而学习入定，再由入定而一空心头污浊，逐渐萌发智慧。到这时，最高境界的纯净彼岸就有可能在眼前隐约了。佛教所说的“戒、定、慧”，就表述了这个程序。如果说多数受戒的信众未必能够抵达最高境界，那么，他们也已经行进在这个修炼的程序中了，前后左右都有同门师友的身影，自然会产生一种集体归属感。

与道教的修炼目标不同，佛教不追求“肉身成仙”、“长生久视”的神奇效果，因此即便实行戒律也不必承担灵验证明。这本是它的优越之处，但到了中国化时期，有的宗派过于依凭悟性不尚苦修，轻视戒律教规，固然也帮助不少高人完成了精神腾跃，却也为更多未必能真正开悟的信众打开了过渡的方便之门。与此相应，在唐代特别流行的净土宗也显得过于“易行”。这种势头积累到后来，已出现了禅风虚浮的严重后果。这也从反面说明，对佛教而言，持戒修行还是重要的，不能过于聪明、过于写意、过于心急。

第四，在于强大而感人的弘法团队。中国的诸子百家，本来大多也是有门徒的，其中又以儒家的延续时间为最长。但是，如果从组织的有序性、参与的严整性、活动的集中性、内外的可辨识性、不同时空的统一性这五个方面而论，没有一家比得上佛教的僧侣团队。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广大民众对于佛教的认识，往往是通过一批批和尚、法师、喇嘛、活佛的举止言行、服饰礼仪获得的。一代代下来，僧侣们的袈裟、佛号，成了人们感知佛教的主要信号。他们的德行善举，也成了人们读解信仰的直接范本。佛教从释迦牟尼开始就表现出人格化的明显特征，而到了遍布四方的僧侣，更是以无数人格形象普及了佛教理念。

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神职人员队伍也非常强大，但佛教的僧侣并不是神职人员，他们不承担代人祈福消灾、代神降福赦罪的使命。佛教僧侣只是出家修行者，他们以高尚的品德和洁净的生活向广大佛教信徒做出表率。 他们必须严格遵守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恶口、不蓄私财、不做**、不算命看相、不诈显神奇、不掠夺和威胁他人等戒律，而且坚持节俭、勤劳的集体生活，集中精力修行。 修行之初，要依据佛法，观想人生之苦，以及俗身之不净，由此觉悟无我、无常；进而在行动上去欲止恶、扬善救难，训练慈悲柔和、利益众生的心态和生态。

出家是对一种精神团体的参与，一般四人以上就可能称为“僧伽”。在僧伽这么一个团体之内，又规定了一系列和谐原则，例如所谓“戒和”、“见和”、“利和”、“身和”、“口和”、“意和”的“六和”，再加上一些自我检讨制度和征问投筹制度，有效地减少了互相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加了整体合力。这样的僧伽团队，即便放到人世间所有的精神文化组合中，也显得特别强大而持久；又由于它的主体行为是劝善救难，更以一种感人的形象深受民众欢迎。

佛教的以上四大特殊魅力，针对着中华传统文化在存在方式上的种种乏力，成为它终于融入中华文化的理由。

俺是亚马逊人

还是华夏文明博大精深。
生命来源于天地，消失于天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人之初，性本善。草留籽，树留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观天象万物找出的规律。
佛教创始人释迦摩尼是现在尼泊尔释迦部落的王子乔达摩释达多，与表妹成亲，育一子。29岁自称得教，离家出走。印度佛教中间失传了，藏佛教给它传回去了。华夏文化说要饭，它叫化缘，给了就是善哉善哉，不给就是EMI。

俺是亚马逊人

华夏文明延续几千年，是历史检验出来的。黄帝、周文王、汉武帝，毛主席，天下为公。法家思想，特别是古代的秦晋法家，讲私，一讲私就是天下大乱。秦晋法家人物就没有好死的，不是你杀我就是我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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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中间失传了，藏佛教给它传回去了。华夏文化说要饭，它叫化缘，给了就是善哉善哉，不给就是EMI。学习了。

冬日暖阳

华夏文化，博大精深，值得学习，这些年来的匆忙走过，错失了很多民族文化的学习，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有它的道理，要学会汲取精华，而不是一味的排斥。

俺是亚马逊人

我是学机械的，看楼主的名字就觉得是同行。多扯几句也无妨。
& g  t4 ?4 V3 u4 a) @1 j2 _' {华夏的黄帝、周文王、汉武帝，毛主席应该是民族的四大天王。老子的道学，主要继承了黄帝的思想，孔子的儒学主要继承了周文王的思想，他们都是史官，官也太小。汉武帝确立了儒学的地位，那时法家墨家也有市场，为什么没有选择，那都不长远。毛主席是千古一儒，实践者，找到了仁爱爱人的核心问题。

阵列传感器

华夏的黄帝、周文王、汉武帝，毛主席应该是民族的四大天王。老子的道学，主要继承了黄帝的思想，孔子的儒学主要继承了周文王的思想，他们都是史官，官也太小。汉武帝确立了儒学的地位，那时法家墨家也有市场，为什么没有选择，那都不长远。毛主席是千古一儒，实践者，找到了仁爱爱人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