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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连队，在遥远的空间的链条上。在漫长的时间的长河里。
它变成一片废墟，卧在我的记忆中。
1976年6月20日，我从川东北一个叫万源的小城，告别新兵连生活，走向远方寻找我的连队，去谱写我的战士人生。
火车经没有通车的襄渝线转成渝线，21日中午到达成都。成都军区为我们这批开赴大西北的士兵，放了一场《卖花姑娘》的电影，算是告别四川的一次壮行。
22日中午过后，军车抵达兰州。兰州军区为欢迎我们，在车站附近的礼堂放了一场电影《火车司机的儿子》。之后，军列向西进发。夕阳照射着滚滚东去的黄河，河面泛起一河耀眼的波光，作为黄淮平原的儿子，没想到看见自己的母亲河，是在遥远的大西北。这种感慨，极为罕见地刻进珍贵的记忆。
入夜，进入西宁。车站向南，跨过湟水河大桥去军供站吃饭，感觉甚冷，六月西宁之夜，凉似内地晚秋。老兵们也是第一次到大西北，他们说，脚下的湟水河是黄河。
这个错误的说法，一生总挥之不去。
西行的列车，行进得非常吃力，好事的新兵把头伸出门外，向前后瞭望，大喊：“乖乖，两个火车头，前面的拉，后面的推。”
他告诉这样一个事实，列车进入高原后，对力量的发挥已身不由己了。
因有隧道，又是蒸汽机车，一股股呛人的浓烟，涌进闷罐车里，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23日，上午10点钟光景，列车驶入哈尔盖车站。老兵们吆喝，“在这里分兵！在这里分兵！各自按照站前汽车所写的连队编号，寻找自己的连队。”
分到三十三团十七连的我，背着背包，穿着棉袄、大衣，提着不到20斤的提包，寻找十七连所乘的汽车，100多米远，竟休息了两次，气喘吁吁，两腿发软，像踩着棉花行走。那时，在我们的认知里，没有高原反应这个概念。向大西北转场的事前教育，上上下下从来不说有高原反应，只告诉我们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要串蒙古包，不能坐蒙古包里的红凳子。说，那里的少数民族，若生下女孩，便做一个红凳子。待女孩长大，看到哪个男孩好，就让哪个男孩坐红凳子，坐红凳子的男孩，便是她的丈夫。
这成为高原教育的主题，无一次谈到高原反应问题。
青海湖畔的哈尔盖，早晨的气温约在零度左右。狂风卷着黄沙，吹得人睁不开眼睛。
站在十七连的队列里，虽不是连队，我已成为十七连的战士了。此次，十七连共分48名新兵，44名是甘肃东乡族战士，4名是安徽利辛籍战士。眼前的47位战友，给我47副陌生的面孔。我们48人，坐在两台解放牌汽车的马槽里，随着长长的车队向更远的西部驶去。
灿烂的阳光，蓝蓝的青天，飘逸的白云，近处的草原，远方的群山，给我们诸多兴奋。不一会，很多人因高原反应呕吐头疼，哇哇地趴在车帮上往下吐，痛苦不堪。忍！忍！只能以忍着的形式，抵押走上高原的青春。
傍晚，到达乌兰。我和许多高反严重的新兵没吃饭便躺下了。十七连一位接兵的连队干部走进来，用脚踢踢这个，用脚踢踢那个，说话甚是难听：“怎么！第一天就熊成这样了？”我想，这就是十七连干部对新兵的态度吗？若这样，我怎样度过以后的岁月？
这位干部走后，新兵连的指导员庄汉明来了，他现在是四连的指导员，带着分到四连的新兵回四连去，他也在这个庞大的车队里。应该说，此时，他是不该走进我的帐篷的，他已不是我的指导员了，我是十七连的兵，不是四连的兵。但是，他来了，他的一颗心，走近我孤独痛苦的心灵之旁。是他把我这个身体本不合格的人带到了部队，他说，我要给铁道兵带去一个写作者。我们分开仅仅半天多的时间，他想着我，关爱着我，牵挂着我，又一次走进我的身边。他给我喝些开水，又给我服下两粒去疼片，再三嘱咐，让我挺住。他对我的爱，与十七连那位干部，真是云泥之别啊！让我冷却的心，又一次化作热能，化作一块坚硬的铁。
24日晨，车队从乌兰出发，傍晚抵达怀头他拉。这里已进入青藏铁路三十三团施工的管区，二营的施工线路就在这一带，分到二营各连的新兵到家了。而分到一营、三营、四营及团部的新兵，向西还有一天的路程。
当晚，二营副教导员在一片白杨树下给我们作形势教育，他说：“新兵同志们，怀头他拉是劳改农场，你们睁大阶级斗争的眼睛，周围除部队以外，都是杀人犯、反革命，希望晚上不要乱跑乱逛，老老实实地在屋里睡觉，如果睡不着，就看这院子里的白杨树。从明天开始，或者一直到你们退伍，可能再也看不到树木了。”
我明白，明天到达的地方，大地再无春天与绿色。
25日下午两点，我们离开青新公路，向南，直插大漠戈壁深处，到一个叫泉吉峡的地方，三十三团团部就设在那里。设在那里，因为那里有一眼泉水。那是上万平方公里内唯一能够饮用的泉水，尽管它的矿物质含量超过正常饮用水指标的100多倍，无奈！知其不可饮而饮之，这是大自然的安排。
在团部的操场上，新兵连指导员庄汉明再次找到我，送我一个笔记本，他在扉页上写下赠言：“海燕，祝你乘东风，破巨浪，用你的笔在戈壁瀚海，拓出一条光明的人生道路。”
他告诉我，在一两年之内要转业回广东汕头，他家的地址是：汕头市华五路加兴里九号。这个地址，我没记在本子上，本子终究会烂掉，我把它刻在心里，让永恒的记忆为它保鲜。
之后，汽车载我们转向西南20公里处的锡铁山，十七连就驻扎在锡铁山东面的小山沟里。
为什么我分到十七连？这里需作个交代。在新兵连时，庄指导员把我代表新兵在发领章帽微大会上的讲话，转给新兵团宣传干事毛佑斌，毛干事以整版的篇幅，把它发在《新训战报》上，他又专程去新兵连与我见面交谈。他对我说，新训结束后我到宣传股工作。不过，去宣传股之前，要到连队锻炼一段时间。十七连是毛佑斌的老连队，三十三团的笔杆子大部分是从这里走出的。若不是这个因素，我会毫无疑问地随庄指导员到四连去，从更快捷的路径，踏上人生的高地。
十七连连长为赵进尧，指导员郝忠印，两位副连长，一位是湖北人，一位是贵州人；两位副指导员，一位是湖北人，一位是福建人；一排长王志元，二排长黄水龙，三排长傅启模，四排长彭方全，司务长李贺增。
指导员郝忠印，1962年入伍，1963年任指导员。这种经历在三十三团是唯一的，直到1977年转业回山东，他一直在指导员任上。他喜欢爱写文章的人，他当指导员后，连队的笔杆子涌现出聂晓甫、肖洛平、毛佑斌、黄水龙、黄世川、唐世春、李贺增、崔茂新等等。聂晓甫在连队当兵时，采写的长篇通讯居然发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一度曾到铁道兵宣传部驻勤。多年前，我主编一部《宣传股的故事》，选入聂晓甫1963年写的三十三团建修井冈山公路的一篇通讯，其质量之高让人惊讶。肖洛平是位诗人，退伍后，他的诗作发表在上世纪70年代广东的《作品》刋物上。郝指导员转业后，十七连这一光荣传统丢失了，文人气象不复再有。
我被分到四排十班，排长彭方全是1968年入伍的，副排长何江头弟是1970年入伍的，他是福建福清人，因哥哥叫何江头，所以他得何江头弟之名，他与我住在一顶帐篷里。班长姓周，湖南人，副班长姓黄，广东人，因时间近半个世纪，我已忘记了他们的名字。
当晚开班务会，欢迎我和几位分到十班的新兵。周班长对我们提出几条注意事项：一，闲暇时散步，向南北方向散步，不得超过400米，因为山中常有孤狼与群狼出没。二，星期天到营部和各连看望老乡，要沿着去二十连的直线走，沿线有十八连、机械连、营部、二十连等单位，路上安全。
这里千山万壑，没有树木作标记，沟壑之间大致相同，加之风沙大，一人独行容易迷失方向。周班长等老兵是1975年到锡铁山的，他们来时，在连队南面几公里的深山里，发现一具干尸，旁边有一副测量的标尺，他们分析是多年前，一位地质勘察队员，走迷了路，死在了那里。
周班长还用20连发生的一件事给我们敲安全的警钟。他说，去年20连一位班长，刚安下营寨，星期天带一位新兵去看“柴达木”，认为柴达木是一个具体的景点，根本不知柴达木是一个20多万平方公里的戈璧瀚海，途中他们迷失了方向。全团出动寻找，第七天，那个新兵找到了，班长却失去了生命。
周班长还说，这一带虽数百里无人烟，但敌情复杂，周围的山上、沟里，常常夜间发射照明弹，白天搜寻又不见人影，但偶尔发现一些罐头盒与烟香盒。这是美帝苏修所为，还是暗藏的阶级敌人所为？这个谜，在未来几年里，一直未能破解。
第二天开始施工，从水泥库房抬水泥到工地约三华里，扁担是圆木扛子，我与周班长两人抬三袋水泥，一袋50公斤，三袋150公斤，分在每人的肩上，就是150斤。那时，我的体重不足100斤，何以承受如此的重压？一天下来，肩膀疼痛难忍，第二天肩膀肿得像发面馒头，扁担上肩，像压在一包刺上，疼得钻心。这一幕被何排副看到了，他对周班长说：“秀才刚来，干活不能太狠，二人只能抬两包。指导员有交代，锻炼一段他就去机关了。”
我非常感谢何排副。尽管嘴上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平建设年代，超过身体承受之苦谁能吃得消？十几年后，我作为《人民铁道》报记者去福州采访，十七局福州办事处主任薛之桂陪我，专程去福清看望何排副。他家紧靠大海边上，退伍后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家并不富裕，干了几年，想下海做生意，但每次选举又把他选上。村里人说，他无私、正直，干书记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多次坚辞也未能辞掉。他的心胸像大海一样宽广，他的品质像海水一样透明。
我在连队干的一场攻坚战，是一座涵洞的整体浇筑，由我们四排独立完成。混凝土浇筑是不能停顿的，必须一次浇筑成功。施工从早晨八点开始，三个班通力合作，吃在工地，一直干到深夜二点，整整18个小时，这是我一生一天中干得最久的劳动，累得几乎散了架。而我的劳动强度远不及那些老兵，因为我没有经验，重活、累活，工序衔接都是老同志直接动手，他们吃苦受累远胜于我。但他们自始至终干得轻松、自由、愉快，并不觉得劳累。我想，除却精神之外，是他们拥有了长时期磨练出的经验所致。
在连队，有几位领导对我十分关心。郝指导员常对我说：“毛佑斌打电话来了，问你的情况，让你多下工地，了解一些施工情况。”副指导员黄世川，是由团报道组组长提干的，他常和我交流写作经验。司务长李贺增有较强的写作欲望与扎实的文字功夫，他与我亲如兄弟，无话不谈。有次，营里办理论学习班，由副教导员黄世传主讲，郝指导员派我去参加学习。晚上我向全连指战员宣讲。根据学习的内容，加上自己的理解，整整宣讲了两个半小时，得到全连同志的认可。一位1973年入伍的孟班长说：“你将来就是我们的指导员了。”由此，一个“二指导员”的绰号被一群老兵传开，为我的未来埋下一个重大的隐患。
紧靠锡铁山一号隧道下，是一条流水的峡谷，几座高度不够的桥墩矗立在峡谷中，那是1959年，铁道兵十师修建青藏铁路时留下的。由于风雨的浸蚀，需要把风化的部分凿掉，再将桥墩接上去。任务也是由我们四排完成的。首先，用几根细长的圆木用扒钉扣住，搭成木桥，由岸将桥墩连起，人像雁行，从木桥上飞向桥墩。桥下是五六丈深的峡谷，走在忽闪弹性的木桥上着实使人害怕。彭方全排长来回跑了几次，教我们如何上桥，不必害怕。在老兵们的带领下，我很快学会了掌钎，学会了抡锤。
桥墩施工完成后，开始锡铁山一号隧道的施工，我有幸成为开凿这座隧道的风枪手，但我并没有完成这座隧道的开挖，7月30日上午，团宣传股通知，要我8月1日去宣传股报到。为我的调离，郝指导员把8月1日建军节的会歺，提前到7月30日晚上，彭方全排长不住在我们十班的帐篷里，他特意从司务长李贺增那里提来两瓶白酒，到十班为我饯行。
在十七连我生活了35天，35天中，深夜，我曾躲在几平米的包裹房里，秉烛写了几篇小文，也没有投寄报社。而几十年后，这35天的所得，竟使我写成若干首诗歌，如《写在铁锤的故乡》、《生命的扳道工》、《锡铁山以东的旧象》、《锡铁山》、《向狼致歉》、《黄羊俯冲而下》《十六连》等等，以艺术基因的形式，融入我的生命。
1978年春，我又一次回到连队，盖因机关精简。“怕黄昏忽地又黄昏，不销魂怎地不销魂”。人生的阴错阳差不落别人头上，总是落在我的头上，难以料理。那时，我在各省级报刊发表诗歌、散文、文学评论多达70多篇，搞新闻报道的，一篇可入团，二篇能入党，三篇则提干。我这个搞文学创作的，因在诗里文里不能表扬单位与领导，仍是党外人士。本应三月回连队，恰在此时，铁道兵文化部吕希杉干事去七师察尔汗盐湖采访，师文化科通知我到三十四团陪同他采访，这样回十七连的时间便推迟了一个多月。
告别生活1年零8个月的宣传股，虽有失落，但有安慰。政治处党支部决定发展我入党，由于机关精简，来不及在机关解决，便将这一决定转告四营党委。而此时，政治处保卫股股长张志文调任四营教导员，他原是政治处支部委员，参与讨论了我入党的事情。当政治处领导向他交代此事后，他当即答应，到任后办理。
张志文是位有魄力的领导，到任后立即与连长赵进尧沟通，解决了我的入党问题。赵进尧与李贺增成为我的入党介绍人。
这时，连部虽然还在锡铁山下，但连队施工却转场到130公里外的泉水梁，那里比锡铁山更为荒凉。我被任命为文书，兼勤杂班班长。好在有司务长李贺增伴陪，我们畅谈文学，讲论春秋，虽生活艰苦，早忘了今夕何夕。我几乎每天秉烛深夜，一心指向文学的目标。在一个不需要文学的军营，投身献身于文学，我已听天由命，没有丝毫道德与亏欠的负担了。灵的大漠与心的向往，对开发崇高而无价的文学世界，是不应该存在是非的。但是在连队某些干部眼中却成了是非。
1978年9、10月间，《青海日报》记者邢秀玲、万春香到七师采访，师政治部打电话到团里，要我去格尔木与她们一道采写关于七师修建青藏铁路的长篇通讯。任务完成后，回部队途中，我在锡铁山下的老连队住了一晚。因冬天临近，炊事班留一部分人为连队打煤饼过冬，那晚我睡在炊事班，没想到煤气中毒，被炊事班长谷明昌等几人从室内拖出，在卫生队住院几天，方恢复健康。因泉水梁工程接近尾声，连队要搬回锡铁山，我也再没去泉水梁工地。
1978年下半年，十七连长由刘光金接任，他原是团作训股参谋，与团宣传股文化干事熊墨伟是江西老乡。在宣传股熊墨伟是我的直接领导，刘光金上任时，熊墨伟向他交代，要他给我多提供创作的时间，将来部队要用我。这样，有刘连长的支持，有贺增的助力，加之冬季没有施工任务，我灵感的发动装置，托举起精神展翅翱翔的疾风，一篇篇引吭高歌的作品喷薄而去。
11月中旬，刘光金连长探家，走前鼓励我：“好好写啊，待我探家回来看看能不能写出一部诗集来！”这种鼓励让我想都不敢想啊！但不敢想，又想按照这个目标走下去。我每晚跑到贺增的房间里讨论，写什么，怎么写。没想到，真的没想到，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出现了，一位与文学不搭界的连队干部，每晚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寒冷，裹着皮大衣，躲在李贺增的窗户后面听我们说话。这与男子汉与他的职务是多么的不相符啊！一个五大三粗的军人为什么在黑夜里去充当卑鄙的小人？
我与贺增谈的皆是文学，谈小说，说电影，论诗歌，我们无兴趣说张三、李四鸡毛蒜皮的事。
不久，李贺增提升为团组织股干事。
约10天后，那位可称为“笑面郎君”的指导员找我谈话，说：“如果教导员张志文不调三营，四营提一个干部，肯定是你。现在教导员走了，连长探家了，那么，今年全连退伍一个人就是你。”口气如此决绝，显然是与那位偷听小话的人共同作出的决定。
我微笑作答：“的确我有这一打算，像我们连崔茂新一样，退伍考大学去，圆一个大学梦。”我说，整打整算，两次加起来，我在十七连生活不到8个月，而在宣传股我生活了1年9个月，我去团部一下，跟首长与同志们告个别。
我到了宣传股，见到宣传股长徐建平，他从宣传科空降三十三团刚刚一个星期。我说了退伍的事，他眼睛一瞪：“连队要放你，我不敢放你！我来时，文化科长张金城交代，你将来要到文化科去。七师不缺干活的人，缺的是诗人。”
他当即抓起电话，要通了张金城的电话。张金城响亮地回答徐建平：“海燕，不能退伍！你等一等，我十分钟后给你回电话。”
十分钟后，张金城回电话告诉徐建平：“海燕调文化科，现在让他到军务股拿调命，抓紧到文化科报到。”
下午我回到连队，将枪支弹药、及战士档案列一个清单，交给我的同乡战友、卫生员王中华。然后打电话给汽车一连在四营驻勤的汽车司机解洪君来连队接我。解洪君是我的老乡，关系甚好。他将我的行李及书籍搬到车上后，那位“笑面郎君”出现了，问我干什么去？代我回答的是解洪君：“此为军事秘密，你无权知道！”
告别连队后，直至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胜利通车，我再也没回过连队。青藏铁路第二期工程建设中，我却两次回到连队，而且是十七连唯一回那个地方的人。我在跑步的操场上喊郝忠印指导员，喊赵进尧连长，喊李贺增司务长，喊何江头弟副排长，喊救我命的炊事班长谷昌明，你们在哪里啊？今天，我又回到死过一次的家里，你们在哪里……我不禁泪如雨下，哽咽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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